《你的世界，我们曾经来过》 七次编辑，七次光 今天无意中搜索自己十几年前写的《左诗笔录》，发现原文早已消失在网络的某个角落，连一个字节都找不到了。 但我意外地看到了百度百科上的词条。词条统计里写著：编辑次数7次。 我点开歷史版本，看到了你们七个人的名字： 2014年12月6日20:13，“麻花疼不疼4000”——你是第一个。在原文刚刚封笔的时候，是你把它放到了百科上。那时候我可能还在为“51414444”这个帐號的谐音自嘲，完全不知道网络另一端有一个人，正在认真地替我记下一笔。 2018年9月14日18:26，“清泉石上smile”——四年后，你修改了什么？一个標点，还是一句话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在那个秋天的傍晚，花了几分钟，让这个词条变得更好了一点。 2019年7月18日03:33，“”——凌晨三点半。我不知道你那天为什么还没睡，但你打开百科，编辑了一个陌生人的词条。那个凌晨，你的光標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，像一颗很远很远的星。 2020年12月21日07:24，“奇怪的人1133”——冬至的早晨。你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，“奇怪的人”。但谢谢你，奇怪的、善良的陌生人。 2025年7月21日01:40，“游戏副本刷成自家后花园”——这个id好长，好有意思。你在凌晨一点四十分，把別人的词条当成自己的“后花园”来打理。这让我觉得，网络也不全是荒凉的。 2025年9月29日08:05，“w_ou”——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符。你在那个九月的早晨，添上了属於你的一笔。 2026年2月4日09:48，“气球爆掉啦”——你是最近的一位。你的名字让我笑了一下，然后又有点想嘆气。你更新的时候，原文早就死了，但你还是在维护那个空壳一样的词条。 你们七个人彼此不认识，也都不认识我。你们不知道“左诗”是谁，不知道51414444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那个帐號背后的主人曾经在2009年的冬天写下“心情好时我会写，心情差时我也会写”。 但你们七个人，用了將近十二年的时间，接力替我把那段消失的文字，留在百科上。像一个没有人委託的、沉默的、漫长的守护。 我找不到原文了。但我找到了你们。 谢谢“麻花疼不疼4000”。谢谢“清泉石上smile”。谢谢凌晨三点的“”。谢谢冬至早上的“奇怪的人1133”。谢谢把別人词条当后花园的“游戏副本刷成自家后花园”。谢谢“w_ou”。谢谢“气球爆掉啦”。 你们的每一次编辑，都像在网络的废墟里，替我捡起一片碎掉的玻璃。而今天，我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看到的不是原文——我看到的是七次光。 祝你们，无论现在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都平安，偶尔也被人这样默默地善待过。 如果有一天你们偶然看到这篇感谢文，请知道： 你们当年隨手编辑的那个词条，在2026年的某一天，救了一个快要相信『网络毫无温度』的人。 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你们的名字，写得比原文还认真。 ——《左诗笔录》的作者，一个被你们从遗忘边缘捞回来的人。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小时候家里有一口泡菜罈子。母亲把新摘的萝卜、豇豆、辣椒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沿口加水。刚放进去那几天，还是生的，咬一口脆，带著土腥味。泡久了，就透了。酸味、咸味、时间味，全都渗进去了。捞出来切一盘，不用加任何佐料，就是一道菜。 有些事情是刚放进去的，还生著。有些事情已经泡了几十年，味道早就变了，但那是它自己的味道。 我不是在写歷史，也不是在写传记。我只是把罈子里泡好的东西捞出来，切一盘。没泡好的，还搁在那儿。也许过些年再捞，也许不捞了。 你尝到的酸、咸、回甘，不是我加的。是时间加的。 我母亲没教过我泡菜，但她教会了我等。 这篇东西，我没有写完。 不是客气话。是真的没写完。有些章只有標题，有些事只开了个头。 写法上，我没有按时间线走。 人的记忆本来就不按时间线。它是窜台的。你以为记得清清楚楚的事，可能是別人的故事被你认领了。你以为忘了的事，写著写著忽然从笔底下冒出来。所以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。有些事写得很细——细到那根针扎在手指上的疼都记得。有些事只写了几行——不是不重要，是还没到能写的时候。 每一章，都是我写它那几天的心態。 心態不同，笔就不同。所以有些章节沉，有些章节轻，有些章节像在跟自己较劲，有些章节像长长地嘆了一口气。 这不是一本书。 这是我把罈子里的东西捞出来，切了一盘，端到你面前。 有些切得厚，有些切得薄。 有些还带著罈子的酸气。 你尝尝。 拾遗·切面 回望半生 一早醒来，回望半生路，这种时刻的感慨，我懂。 人到中年，回头看走路，常常是感慨与沉淀掺半。 不知道你们能记得的最早的事，是哪一桩？我记得一岁十二个月的事。摇晃的车斗里，我睡著了。再醒来，满天星斗，夜凉如水，憋著一泡尿。还记得那五步台阶，要出门得先走完，后来才知道那是红薯窖的入口。还记得大箩筐套著小箩筐，中间填了新泥，砌成灶台，煮著汤圆。 说这些，不过是想显摆一下我这人“记心”好——我们那边，记性好，就叫记心。所以下面的事，你听听就好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，我以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也许是別人的故事，只是在我的脑子里扎得太深，被我认领成了自己的。 所以时间线可能有点乱，但它在。 一、滋你一身 还记得一个夏天，我们一帮小伙伴约著去爬树。树有好爬的，也有不好爬的。好爬的树，谁都抢，但他们总抢不过我，偏偏又死活不肯放弃。 爭的是那棵桑树——村里最老的一棵，该有六米来高。枝椏多，桑葚多，结出来的果子也格外甜。谁也不让谁。小孩子心里门儿清，哪一枝最好吃、结得最多，个个都清楚。 我抢先上了树。又不想让他们占太多便宜，便索性一口气爬到最高处，解开裤带，痛痛快快地开了闸。阳光下，那一股清亮的水流划出一道透亮的弧，滋了底下所有人一脸。 我以为他们会放弃？他们没有。小孩子的尿，能有多少呢？总有滋完的时候。总还有没被那古人唤作“童子尿”浇过的桑葚。 可回到家，他们还是郁了个闷——有路人看见了，跟家里的大人说了。那一晚，村里“黄金条”打小孩的声响和哭声，此起彼伏。 除了我家。 父亲那时在我现在也觉得很远的地方工作。嘻嘻，没人打我。 別家的孩子哭嚎著挨“黄金条”，那是被管教、被惦记、被牢牢看住。而我安安静静的，不是幸运，是那时候的我，本来就少了那一份在跟前的管束与牵掛。得意是真的，孤单也是真的。 二、人生记忆里的第一个光头 还有一年，母亲给我五分钱，让我自己去剪头髮。 我约了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，说好剪完一块儿回家。到了剃头匠那儿，我明明记得母亲说过是五分钱，可我性格外向，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，就想显得自来熟，跟人搭搭话。那剃头匠人也实在，一五一十地说：小孩光头两分，马桶盖三分，大人剪头四分，再加修面五分，说得明明白白。 我一听，心里立马打起了小算盘——剃光头只要两分，我能省下三分钱买零食吃。於是我想都没想，当场就大声喊：“剃光头！” 剃刀推过去，凉颼颼的，碎发落了一地。我摸著光溜溜的脑袋，心里还盘算著那三分钱能买几颗糖。 结果剪完回家，一路上被村里的小朋友围著唱儿歌，嘻嘻哈哈地取笑。“光头佬，光头佬，晚上走路不用灯，月亮照著你个光灯泡——”他们编著调子，前前后后地跟著我唱。整整闹了我好长时间，直到头上慢慢长出青桩桩的短髮，才算消停。 那一分钱的小心思、被小伙伴围追堵截的窘迫，还有揣著省下的钱跑去买零食时的得意，如今想起来，都成了暖烘烘的旧事。 年少时不知自己缺了什么，中年一回头，我才看见那空著的位置。只是如今回头再看，那空著的位置上，好像也慢慢长出些什么来了。是理解，是体谅，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懂得的那份身不由己。就像头上那茬青桩桩的短髮，不声不响，却扎扎实实地长了出来。 三、池塘里的童年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六岁以前的孩子，本就没什么男女大防的概念。一群小屁孩聚在村口池塘边，男娃女娃混在一处，个个脱得赤条条，嘻嘻哈哈、连拉带扯，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打闹。玩够了就爬上岸，赤条条躺在青石板上，暖烘烘的太阳晒在身上，那是我们不懂却实实在在享受著的日光浴。 我们这些小小孩哪有什么正经游泳老师，我们的教练，常常就是一根长竹子，或是一条牛尾巴。抱著粗竹竿往水里一趴，手脚乱蹬，慢慢就敢放开手；跟著放牛的娃拽著牛尾巴，让老牛拖著在塘里游，呛几口水、扑腾几回，天生的水性就这么练了出来。没有泳圈，没有章法，全是野路子，一身光溜溜的身子，在水里、在太阳底下，活成了最无拘无束的模样。 万幸的是，那时候的日头还不算太毒，没把我晒坏。 但有一件事，我记了很多年。那时候我望著一起晒得黑黝黝的伙伴，心里偷偷比较过。比谁白，比谁高，比谁跑得快。后来比的东西慢慢变了。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小时候日头太毒，晒焉了，晒坏了。那担心是真心的，但真心底下，藏著一层我自己都没察觉的东西——我担心他不行，是因为我怕自己也不行。比较这件事，贏了才有资格担心別人。 我那时候不懂。我只知道我贏了。 那点贏了的得意，我藏了很久。久到后来想起来，都分不清是忘了还是不想记。现在写下来，是第一次。 四、那一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，没有固定的接种点，也没有规范的流程。防疫全靠乡医背著药箱，沿村路巡迴，挨村接种。 没有冷链，没有一次性针具。疫苗装在安瓿里，针管反覆使用，开水烫过就算消毒。乡医走到哪，接种点就在哪——田埂上，晒场边，村口的石墩旁。 一进村，喊一声“打预防针”，各家各户的孩子就被大人拽了出来。哭的、躲的、挣扎的，被死死按住，胳膊一露，针头扎下。剂量全凭经验，没有严格核对，手一抖，药量就多了几分。 那时没人懂减毒与灭活，只认预防针是防病的。可偏偏有孩子，那一针打过了量，疫苗里减毒的病原体没能被身体压制，预防未成，反倒直接致病。 没有精密仪器，没有应急处置。孩子烧起，病倒，大人只当是命不好。 而我，就是其中一个倒霉孩子。 但这倒霉孩子当时只是因为在村里孩子面前装勇敢而已——別的孩子哭爹喊娘、扭著屁股想跑，轮到我，我挺起胸膛走过去，袖子一擼，胳膊一伸，眼皮都没眨一下。乡医大概也觉得稀奇，一边扎针一边夸：“这娃儿胆子大，將来有出息。”手上那一下，就多停留了几秒。 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——那时候我蹲在地上玩泥巴捏泥人，手脏得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打完针也没人想起来要消毒针眼，我抹了一把鼻涕就又蹲回去接著捏我的泥人。 各种原因堆在一起，量多了，伤口感染了，针眼周围先是发红，然后发烫，再然后整个人烧起来。 万幸，当时父亲从远方调出来，在县城卫生局工作，我才捡回了一条命。 活著的感觉真好。 一条村路，一只药箱，一支反覆使用的针管——一段简陋到粗糙的防疫记忆。那一针多出来的药量，成了时代里无声的伤痕，也成了我这辈子，最真切懂得“活著”二字的一刻。 得意是真的，孤单是真的，痛是真的——活著的感觉真好，也是真的。 拾遗·甜头 儿时滋味 小时候总贪嘴，那些简陋却香甜的吃食，是刻在岁月里最鲜活的註脚。一口甜，便藏起一整个童年。 一 在乡间长大的日子，滋味从来都是从泥土里刨出来的，裹著泥腥气，也盛著草木最质朴的甜。 街头的爆米花摊，是童年最勾人的风景。煤炉、铁桶、编织袋，几样粗陋的家什，却能变出满场欢喜。火苗在炉底轻轻跳动，铁製爆米机缓缓转动，漫长的等待里，满心都是期盼。直到一声震耳的“嘭”响炸开，白花花的爆米花裹著滚烫的穀物甜香喷涌而出，刚入口是烫，再嚼是纯粹的甜，粗糲里藏著最踏实的香甜，是那个年代所有孩子藏不住的欢喜。 集市上的粘牙糖最是有趣，麦芽糖的甜黏在齿间，越嚼越甜，甜得有点憨、有点傻气，吃相虽狼狈，孩子们却乐此不疲，贪恋这份简单又笨拙的甜蜜。果丹皮由山楂泥加糖熬製压皮，酸里裹著甜，甜里带著山楂的鲜，薄薄一片能含很久，甜得绵长又开胃，散装售卖、包装简陋，却是儿时最寻常的解馋小食。 那时馋极了，饿到极致竟也尝过草木灰。田间地头寻不见吃食，米口袋的嫩叶早已老去，便蹲在土里挖它的根——那便是甜地丁，上粗下细如铁钉扎在贫瘠的土里，生长多年的根形似小胡萝卜，含著淀粉，嚼起来带著淡淡的甜，在物资匱乏的年月里，便是顶好的零食。正是因为有过那样涩口的苦，才更记得那些甜有多难得。 还有一种甜，藏在玉米地里。甜秆，俗称“哑巴秆”，是不结穗的青玉米秆，没把养分结成果实，反倒把糖分全攒在秆子里，水分足、甜又脆，妥妥的山野“小甘蔗”。它生命力旺，直到玉米收完还青枝绿叶，老远就透著甜劲儿。小时候母亲在生產队掰玉米，总特意挑回甜秆，那滋味至今记在心头。我也总忍不住馋，跟著伙伴们钻田坡、扒草丛，偷啃甜杆，一咬开那脆嫩的秆，独特的青草混著清甜，香得直咂嘴，甜得满口生津。 乡野间能入口的鲜灵玩意儿远不止这些。春日里捋一串生洋槐花，清清甜润，带著花香；田边拔一根绿绿葱，辛香里藏著回甜；挖几株黄花苗，嫩生生的带著淡甜；嚼一节茅草根，绵甜多汁，是泥土里藏著的蜜；吮一口棱草根，清冽回甘，越嚼越有味；掐一片酸布嘰草，酸溜溜的开胃，酸过之后舌尖泛甜；捡几颗麦莲籽种籽，干香带甜，揣在兜里慢慢嚼；摘一枚羊角果，脆嫩酸甜，模样討喜；擼一把枸桃，软糯香甜，汁水沾在指尖；尝一颗软枣，甘甜绵密，是山野熟透的甜。 野地里的野果，更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美味。灯笼果裹著一层薄如蝉翼的“灯笼”外衣，成熟后果肉金黄酸甜，清甜带微酸，像藏在灯笼里的一口蜜；拐枣的果柄肥厚多汁，弯拐拐、甜津津，甜得直接，像嚼了一口蜜浆；地菍果紫黑小巧，果肉软嫩酸甜，漫生在山坡路旁；地萝卜削去外皮，內里洁白脆甜，汁水充沛，生吃竟比水果还要清爽；龙葵果要等彻底变黑、连蚂蚁都爭相啃食时才敢入口，那点微甜是山野给的奖赏；山莓红艷饱满、空心多汁，酸甜可口，甜得清爽，是山野独有的乾净甜味。还有田坎下藏著的野地瓜，紫黑软糯，咬开满嘴蜜甜；红籽火棘嚼著清甜，一串串掛在枝头，像山野的红灯笼；酸啾啾草酸得流口水，却是別样的滋味。那时的孩子，总要睁大眼睛仔细分辨，避开那些不能吃的，便是在山野间学著辨识自然，凭著一双好眼力，寻遍田间的甜。那点甜，不只是甜，是自由，是野趣，是童年无拘无束的滋味。 还有宝塔糖，形似宝塔，裹著清甜，本是驱蛔虫的药，却因適口的甜味，成了孩子们眼里特殊的“零食”。它从苏联传入，后来国內大量生產。父亲是医生，每次休假归来——二十天左右的假期，算上往返路途——总会带回宝塔糖为我驱虫，还捎上常用药分给乡里乡亲。那甜味，不只是甜，是父亲从远方带回来的安稳，是乡野生活里，与“远方”相连的温柔印记。 二 进城读小学后，才撞见另一番天地。那些摆在商店橱窗里、包装精致的吃食，是乡野孩子从前只能踮脚奢望的甜。 麦乳精原名“乐口福”，產自上海，以麦精、乳粉与糊精製成，颗粒疏鬆，一衝开就飘出浓郁奶香，甜得温润，不齁不腻，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心里。在物资普通的年月里，它是实打实的奢侈品，营养又金贵，常被当作补品探病送礼，寻常人家难得喝上几回，那一杯温热的甜香，是童年里最珍贵的慰藉。 大白兔奶糖，前身是abc米老鼠糖，后来更名成了国民奶糖。浓郁的奶香裹著软糯的糖体，奶味裹著甜味，软乎乎化在嘴里，甜得厚实又安心，是那种“很贵重”的甜。可爱的包装格外討喜，在物资匱乏的年代，谁家能掏出一张大白兔糖纸，都透著几分体面，那抹醇厚的甜，是无数人童年里最温柔的念想。那缕奶香，是我对“城里”最初的温柔想像。 糖稀是另一种稀罕物，麦芽或玉米熬製成琥珀色，黏稠香甜，可直接入口，也能看小贩巧手吹成形態各异的糖人。攥在手里捨不得吃，轻轻舔一口，甜味便漫遍舌尖，能开心上大半天。 后来街头出现了棉花糖，蔗糖在旋转的机器里化作纤细糖丝，缠绕成雪白蓬鬆的云朵球，是进城后才见识的新奇玩意。举著棉花糖边走边舔，甜意软乎乎地裹在心头，成了童年里难得的梦幻温柔。 三 家里的大黄狗最是通人性。只要它突然猛地起身，风一般朝著两公里外的石龙口奔去，越过山脊，跑出我的视线，我便知道，父亲要回家了。可在那个打著整治疯狗旗號打狗的年代，邻里好心提醒我们把狗拴好。从未被绳索束缚过的大黄狗，竟安安静静地任由我拴住。可第二天清晨，它便彻底消失在了视线里。后来每每见到中华田园犬，总恍惚觉得是我家的那只，模样深深印在心底，却再也寻不回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成了童年里一道轻轻的、挥之不去的遗憾。 四 乡下的甜，是跑著找来的。要踏遍田埂、寻遍山野、逛遍集市，靠自己的眼睛和脚步，在烟火与自然里捡拾。 城里的甜，是踮脚等来的。要趴在柜檯前、望著橱窗里，在期待和惊喜里，触碰那份新鲜的美好。 可记忆的褶皱里，还藏著一段涩到发苦、沾著血腥的往事。那是乡野童年里，最刺心的一道疤，至今想起，仍心头髮紧，像被一根细针轻轻扎著，隱隱作痛，却又不敢轻易触碰。 那时我约莫五六岁，正是贪嘴又懵懂的年纪，日头毒辣的初夏，田埂上的草长得疯，我顶著大太阳在村口疯跑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喉咙里像冒著火。村里有个妇人，平日里就爱嚼舌根、待人刻薄，那日她站在自家院门口朝我招手，声音尖细又哄骗：“娃，婶子家有炒得喷香的白米饭，你来吃点不？” 我饿极了，屁顛屁顛跑过去，只见她端来一碗混著黑灰的白米饭，谎称是炒糊的香米饭。我分不清草木灰与锅巴焦末，只想著填饱肚子，大口扒拉著吃完，满嘴涩味还以为是別样焦香，抹著嘴乐呵呵回了家。 刚进门，细心的母亲便瞥见我嘴角的草木灰渍，指尖一揩便簌簌掉落，她又急又疼，红著眼眶追问缘由。我懵懂说出那妇人的名字，母亲护犊心切，攥著我便去討说法。她只是轻声质问，却换来对方撒泼谩骂，更恶毒的是，那妇人竟厉声唤出家里的黄狗扑向我们。 母亲下意识將我死死护在身后，狗牙狠狠咬在她的脚后跟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我甚至看见狗嘴边掛著撕扯下来的母亲的皮肉，刺目又惊心。 我愣在原地，放声大哭。 我想跑过去，腿不听使唤。 好在乡亲闻声赶来，合力打死了这只恶犬。 而这只伤人的黄狗，竟和我家走失的大黄狗模样別无二致。 同样的中华田园犬，一个奔过山脊接父归，温顺通人性；一个却满嘴血腥，撕碎了母亲的皮肉，也碾碎了我对土狗的全部好感。那段画面成了我长久的噩梦，此后见了土狗便瑟缩害怕，连靠近都不敢。 母亲的脚后跟养了许久才痊癒，她从不说恨，只摸著我的头告诉我，世上有善有恶，但她永远会护著我。 如今再回望，那些粗茶淡饭里的甜，山野间的野趣，城里橱窗的新奇，父亲远方归来的牵掛，大黄狗跑过山脊的温柔，还有母亲以身相护的温暖——它们拼凑起了我大半的童年。岁月把这些细碎的甜酿成了糖，深藏心底，想起便暖意翻涌。 而那段苦涩的往事，我亦不愿迴避。乡野的日子本就有暖有冷，有质朴的善意，也有猝不及防的恶意，有满心欢喜，亦有钻心疼痛。那些甜暖了岁月，那些苦磨了心性，甜与苦交织缠绕，才是我真真切切、完完整整的童年。 敲完这些字，我心里又暖又涩。 拾遗·声响 一、耳朵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，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，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，便被我悄悄认领，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。 可那个声音，我篤定是亲耳听过、刻进骨血里的。 每个村里或者一根电线桿上或一家位置最好的人户，都掛著一只小喇叭，灰扑扑的，像只倒扣的粗瓷碗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重庆农村，这只小喇叭，是村里唯一会唱歌的物件。 我家屋檐下就掛著一只。因为地势开阔，一只便能覆盖大半个村子，无需多装，当然一个生產队也只分配了一只而已。再后来，燕子在喇叭底下筑了巢，嘰嘰喳喳的，也从不怕那喇叭里传出的声响惊扰。 每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喇叭里便准时响起《东方红》。那旋律像一根无形的线，从电线桿上垂落，牵著全村人从睡梦中醒来。母亲在灶台前生火添柴，父亲坐在院坝后面的沙岩上——他给我亲手做的那只小板凳，稳稳噹噹陪了他许多年。他要打一口岩井，只为了让母亲不用下山去挑水。 那是他用两年探亲假，一锤一钎凿出来的深情。 铁锤砸在钢钎上，篤、篤、篤，不疾不徐，像一个人沉稳的心跳。沙岩坚硬，每一下都要用尽全力，锤子落下去，震得手臂发麻，碎屑飞溅。父亲的手，原是该执针行医的，此刻却握著铁锤，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凿。那双给人看病时轻巧又稳当的手，磨出了血泡，又磨成了厚茧。他从不说累，只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，拎起锤子，一下，又一下。 我揉著惺忪的睡眼坐在门槛上，看父亲凿井。他的背影在晨光里稳稳坐著，每一声敲击都像是要把什么心事嵌进石头里。喇叭里《东方红》的旋律飘过来，和这篤篤声缠在一起，成了独属於我家清晨的乐章——没有乐谱，没有伴奏，却比世间任何乐曲都更踏实、更温柔。 岩井一点点成形。刚开始小小的，我的脑袋探进去就能喝到水。沙岩过滤后的水，清冽甘甜。后来井越凿越深，越凿越大，我的记忆也跟著模糊了，总觉得它原本就该在那里，像山的一部分，像家的一部分。那口井，是父亲用两个夏天的探亲假换来的。他回来时凿，走了便停，下次回来再接著凿。母亲从不催他，只是每天清晨听他凿井的声音，像听一首永远听不厌的歌。 喇叭里的歌一首接一首。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响起时，太阳真的破雾而出，照在雾气氤氳的山坡上，把草叶上的露水晒成裊裊白气。《刘三姐》的山歌从广西的山水间飘进我们重庆的丘陵里，母亲在水田里薅秧，腰弯下去又费力地直起来，嘴里跟著轻声哼唱，调子总跑了老远，可那嗓音混著水田里的蛙鸣虫叫，反倒格外动听。 傍晚收工归家，喇叭里便响起《红梅赞》，调子慢了、柔了，像母亲哄我入睡时的轻哼。炊烟从各家屋顶裊裊升起，与歌声缠缠绕绕，飘向远山的尽头。 后来进了城，才知晓那些歌的名字、演唱者，甚至伴奏的乐团。可在乡下的日子里，歌就是歌，没有名头，没有出处，从喇叭里来，从乡人的嘴里来，从山野的风里来，还有父亲凿岩的篤篤声，藏在岁月深处。 去年回老家给奶奶扫墓，那块沙岩壁不知是沙化损毁，还是后来的屋主扩建推平，那口岩井早已不见踪影。可它从未消失。稳稳噹噹，嵌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。 闭上眼睛，还能听见那篤篤的敲击声，从岁月的深处传回来，一下，又一下。 二、眼睛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，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，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，便被我悄悄认领，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。 可那个画面，我篤定是亲眼见过、刻进骨血里的。 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一场露天电影，就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。 消息总是提前一两天传开。於是家家户户开始盘算：谁家亲戚多，得提前去占位置；家里有没有瓜子花生可以炒一锅带上；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睡不著，掰著手指头数日子。 我家屋址极好。右手边过一条田坎，就是一块倾斜的大石板。平日里是晒粮晒菜的，可放电影时，便成了天然的观影地——视野开阔，地势高，前后左右的村子都只能匯聚到这里来看。这让我从小就对电影多了几分亲近，仿佛那热闹，是自家院子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。 只是好位置，常被自私的乡人早早占了。有人天不亮就扛著板凳去，拿绳子、背篓圈出一块地；有人拖家带口从几里外赶来，只为挨著银幕近些。我那时还小，挤不过大人，也抢不过別人家的孩子。但我不急，那时哥哥还在，父亲嘱咐他带我去，他便不得不应。 我记忆里最早的一场电影，是一个顛倒的世界。 那时我大概三四岁，哥哥被父亲吩咐著背我过田坎。他走得匆匆，脚步算不上稳，脚下一滑，我整个人往后仰去，倒掛在他背上。他慌忙扶住我，没让我摔在田埂的泥水里，我却趁机借著这顛倒的角度，看见了另一个天地—— 火把像星星，一串串的，从四面八方聚过来，又散开去，像银河落到了地上，落在田埂上，落在水田里，落在每个人回家的路上。 我忘了那晚放的是什么电影，只记得那满地的火把，和倒著看世界的惊奇。 后来电影散场时，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，父亲又让他背我回去。他沉默地蹲下身，我趴在他僵硬的背上，迷迷糊糊地看著身后的火把越来越远，像一条游动的火龙，在山间缓缓游走。彼此间没有半句言语。 他背著我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那些火把，有没有觉得那个趴在他背上的弟弟很沉。我只记得，他的背很硬，硌得我胸口疼，可我没有说。我们兄弟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 后来长大些，我再也不用依仗他带我，便自己跟著人群跑，反倒觉得自在许多。太阳还没落山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——扛板凳的，背孩子的，提火把的，从各条田埂上匯过来，像溪流奔进池塘。银幕在两根竹竿间撑开，白生生的，在暮色里格外显眼。 天彻底黑下来，放映机吱呀吱呀地转起来，一束光射出去，银幕上便有了人影。那一瞬间，全场骤然安静。人们屏住呼吸，看著那个方方正正的光影世界，像看著另一个遥远又鲜活的时空。 电影多是战斗片，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翻来覆去就那几部，可每回看都像头一回。台词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，第二天在田埂上碰到，总要学上几句，仿佛自己也是电影里保家卫国的战士。 有时候胶片会断，银幕上一片空白，放映员打开灯，手忙脚乱地接。人群便嗡嗡地议论起来，有人著急，有人嘆气，可没人捨得走。发电机也有没油的时候，喇叭里的声音慢慢低下去，最后哑了。人们还是不走，就那么在黑地里等著、聊著，好像只要银幕还在，这场热闹就没散场。 最让我著迷的，是电影里的音乐。那是田间地头没有的声音——衝锋號嘹亮刺耳，插曲婉转深情，有时候是软软的女声独唱，从银幕里飘出来，钻进耳朵里，痒痒的。 电影散场时，是最壮观的。人们点燃带来的竹火把，一个接一个，火苗窜起来，在夜色里连成一条长长的火龙。火龙在山间小路上游动，蜿蜒著，缓缓地，向四面八方散开。我站在田埂上看著，总觉得那是天上的星河，被人间借了来，缀满了回家的路。 后来我进了城，在电影院里看过无数大片，银幕比晒场还大，音响比喇叭还响。可我再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——银幕是白布撑在两根竹竿间，座位是田坎或石板，头顶是满天星斗，脚下是软泥青草。观眾们一边看一边嗑瓜子，看到精彩处齐声叫好，看到伤心处有人抹泪，烟火气裹著光影，暖得人心头髮烫。 前些年回老家，听人说哥哥去了外地，很多年没回来。我没有问为什么，就像小时候趴在他背上，不问疼不疼，不说谢谢。我们兄弟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晚上——他背著我，走很长的路，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。他大概不知道，那个倒著看世界的孩子，把那一夜记了一辈子。 那些光影，我確定是我亲眼见过的。它们和爆米花的甜香、草木灰的苦涩、夜空里的星子、喇叭里飘来的歌声一道，被岁月酿成了糖，又硬又甜，含在嘴里，久久化不开。 每每想起，眼前便亮起一片火把，像星星，像银河，落在田埂上，落在漫山遍野、盛满温柔的童年里。 他背著我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。 祖屋暗伤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人物、地点、事件均为艺术创作，与现实无关，请勿对號入座。 这篇东西里，“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”会出现很多次。不是写重了，是我故意留的。就像老房子墙上的裂缝，你不补它，它就是你的一部分。 这是一个和现实世界轨跡完全相同，却又不完全一样的平行年代。 歷史在往前走，日子在慢慢过，八十年代的风，吹过城市，也吹进深山。只是这片山、这座小山村、这所学校，在真实的地图上找不到名字，只存在於故事里。 有些事，风知道，山知道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只是没人写进书里。 我出生之前三十多年，我们家已经有过一次天翻地覆。那一次，把家底败光了，也把一个人的命搭进去了。那个人是我爷爷。 家里人不常提他。不是忘了，是提起来心里疼。偶尔过年过节，父亲在祭拜先人时，才会漏出那么一两句。我小时候听不太懂，长大了才慢慢拼出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，但这些事，是我从父亲、从姑婆、从老家仅剩的几个老人嘴里，一块一块捡回来的。捡了几十年，大概拼了个七八成。 剩下两三成，跟著爷爷一起埋进土里了。 爷爷是一九二三年生的，垫江龙凤场乡下。家里是老辈传下来的耕读世家，不算大富，却也有几亩薄田、一间城边上的祖屋。 他自小跟著家里学医，尤其擅长骨伤。接骨、划刀、排脓，样样来得。那年代乡下缺医少药，跌打损伤、骨折错位，找不上正规医院，都来找他。他手轻，下刀稳，病人疼得满头大汗，他一声不吭就弄完了。 成年后，他很少守在村里。多半住在二十八公里外的城边那间不起眼的祖屋里，对外只说在城边从医，赚点薄钱补贴家用。没人知道，每到深夜，他都会悄悄摸出去。不是伤员来找他——他不敢让人来，怕连累人家，也怕暴露。是他自己，背著药箱，摸黑走过那些山路，去给藏在地窖里、山洞里的地下党伤员治伤。枪伤、刀伤、被打出来的內伤，他都接。 不开灯，不点烛，摸黑动手。接骨时骨头错位的闷响，换药时压抑的痛哼，天亮前全都收拾乾净，不留一点点痕跡。 那些伤员，谁也不知道深夜里摸黑来为他们疗伤的人姓甚名谁。他从不留名，也不多说一句话。治完了，收拾乾净，背著药箱又消失在夜色里。 他是单线联繫，只有一个上线知道他的身份。连家里至亲，都只当他是在外行医的郎中。 那年月，这类事情在乡下並不少见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人人心里有数，只是没人愿意明说罢了。 那年深秋，外头乱得很，到处兵荒马乱的。 有人传了閒话，说城边那家中医祖屋里夜里总有人进进出出，怕是藏了什么不该藏的人。一夜之间，便来了一队兵，不由分说砸了门。药箱、纱布、没来得及处理的药渣，全成了说不清的罪证。 其实有没有藏人，那些人根本不查。那个年月，只要有人告，只要搜出一点可疑的东西，就够了。 爷爷被五花大绑押走了。少不了吃苦头。他只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行医的大夫，旁的什么也不认。皮肉伤、內伤一起攒著，人很快就垮了。 家里人急疯了。太爷爷太奶奶走得早，奶奶就只好变卖了乡下仅剩的几亩田產，求亲告友，凑齐钱才把人赎出来。 人是回来了，家却空了。田没了，积蓄空了，耕读人家的底子，一夜败落。 出狱没几天，爷爷就躺倒不起。里头受的伤严重拖垮了身子，內里伤重，又染了病，药石无医。 没熬到外头太平的那一天，他就在自家那间空荡荡的屋里，咽了气。 死的时候，才二十五岁。他当初救过的人，联络过的人，早在乱世里没了音讯。是死是活，是走是留，没人知道。没有证人，没有字据，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过往的东西。 他做过的事，救过的人，连同那些再无人知晓的深夜，都跟著他一起埋进了土里。 后来世道变了。因为家里田產早就卖光，一穷二白，反倒因祸得福，没受太大的牵连。 家里人都清楚，爷爷是受了牵连才落得这般下场。可谁也拿不出证据，谁也说不明白。只能一辈一辈口头传著：你爷爷是个好人，在城里悄悄救过人，做过大义的事。 许多年后，我偶尔会想起那间我没见过的药铺，想起那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。 有些人的一生，就像一剂没写完的药方。药渣倒了，灰烬凉了，没人知道那碗药本来是要救谁的。 但我们记得。 记得他是个大夫，记得他是个好人，记得那些夜里有人轻轻敲过他的门。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后人，唯一能给的证明了。 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，方圆几里人尽皆知。大家在茶余饭后偶尔会聊起，说“那个郎中啊……”，然后便是一声嘆息，摇摇头，不再说下去。 后来我长大了，慢慢咂摸出一些味道。 爷爷那一辈人，做事从不留名。救人不留名，死了也不留名。他们好像觉得，事情做完了，人就该走了，不必让后人记著。 可我后来常常想，他躺在那个空荡荡的屋里等死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有没有想过，自己救过的人，会不会在某一天，替他说一句话？ 大概没有。他要是想过这些，就不会在牢里一个字都不说了。 父亲的沉默，我一直以为是天生的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有来处的。 六 去年回老家，我特意去看了城边那间祖屋。 早就没有了，在原址上被人建了新房，而这一切，都悄无声息，没人记得这里曾藏著一个郎中的秘密，藏著一段未被记载的大义。 可我知道，七十多年前，这里曾是他出发的地方。药箱从这里背出去，天亮前又背回来。有人在黑夜里被接过骨，有人在沉默里被止过血。那些声音、那些气味、那些天亮前消失的痕跡，都刻在这间屋子的木头缝里，比任何档案都真。 爷爷的名字没有刻在任何一块碑上。但有些事，风知道，山知道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。只是没人写进书里。 现在，我替他写下来了。 写完了爷爷，才发现我对父亲那三年，其实也只知道个大概。 父亲的涪陵卫校岁月 那三年 我记事儿以后，从没听父亲主动提起过奶奶的事。 有些话，他自己吞了一辈子，吞到忘了怎么往外吐。我是从姑婆嘴里、从老家仅剩的几个老人嘴里，一块一块捡回来的，拼凑而成。姑婆是父亲的姑姑，住在城边上，无后。父亲调回县城以后常去探望她，她断断续续跟我说过一些事。 一、春寒-家破的少年 父亲十五岁那年春天，在县城读初中。 正是半大小子饿死老子的年纪，胃像一口永远填不满的井。他在学校食堂里喝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，心里盘算著还有多久才能回家——不是为了吃一顿饱饭，是惦记著家里的母亲。 他不知道，有些惦记，晚了就是一辈子。 当他走了五十六里路回到家，母亲已经死了。 乡人用烂草蓆一卷草草掩埋了她，就在后来老屋选址的那个地方。父亲后来把家安在那里，一辈子陪著她——这是后话，但根子早在那年春天就埋下了。 父亲那时候还小，可他已经知道，哭没有用。 他去找大伯。母亲死后，家里的房屋被大伯占了去，后来听说莫名起火烧掉了。在村里，这叫吃绝户。没了顶樑柱的人家，孤儿寡母留下的那点东西，被亲戚像禿鷲分食腐肉一样，一口一口吞乾净。 村里按政策该给孤儿的补贴，被村里强行留下了。父亲的大伯去要过闹过，村里没给。 父亲没有闹。他站在大伯家门口，站了很久。门没开。后来他转身走了，沿著那条来时的路，一步一步走回学校。 半路上他停下来，蹲在路边，看著自己的影子。影子比他矮，比他瘦，比他更像个孤儿。 是那点钱，让他能活下去，能读完最后两个月的初中。 我后来想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跪在母亲的坟前，连纸都没有，更別说香烛了，只能磕完头，站起来，擦乾眼泪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转身回学校。没人看见他回头。他只是把自己收起来，收得严严实实，这辈子都没再打开过。 二、微光-无声的善意 回到学校，父亲什么都没说。 他照常上课，照常做作业，照常考试。可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得出来，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大家都住一个屋子，谁都看出来了——他更瘦了，脸色更差了，眼窝深深地凹下去，像两口快干了的井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有人在背后悄悄地帮他。 班主任最先发现的。父亲交上来的作业本，用的纸越来越薄，字越写越小，有时候两面都写满了，连页边空白处都不放过。每两周，学生都要回家去拿粮食，而父亲却在放学后上山挖野菜，在同学们回家时，他上山去挑煤。长大后父亲带我走过一遍那条路，当兵回来的我就空手走了那么一回就累得不行，回家倒头就睡。 班主任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下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白纸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塞进他手里。 “拿去用。不够再来拿。” 没有多余的话。那个年代的老师，不说“你要坚强”“你要加油”这种废话。他们只是默默地给，默默地帮，默默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 同学们也在帮他。 那时候大家都穷，可穷和穷不一样。有些同学家里好歹还能从乡下捎点红薯、玉米面来，父亲什么都没有。於是，打饭的时候，有人会“不小心”多打了一个窝窝头，顺手塞给他；有人会把家里捎来的咸菜分他一半，用作业纸包著，偷偷塞进他课桌里。 最让父亲记了一辈子的，是食堂的大叔大婶。 那年月，食堂打饭是个技术活。勺子在你手里，抖不抖，抖多少，全看心情。对一般人，勺子底刮过去，平平的一勺，不多不少。可轮到父亲，那只勺子好像突然就变重了——从桶底舀起来的时候，刻意多沉了一下，带上来更多乾货；倒进碗里的时候，手腕轻轻一顿，把最后那点稠的也磕进碗里。 不是满满一勺。是“多一勺”的关照——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內，能给出的最大善意。 食堂的菜汤能照见人影。父亲端著一碗，走到角落里，从不在人多的地方吃。他怕一抬头，眼泪掉进碗里。 那些年，老师没有多余的粮票可以给他，同学也没有多余的饭食可以分他。可他们给了他能给的一切——一点纸，一点咸菜，一勺稠一点的粥。 这些东西，比粮食还金贵。 三、长路-绝境的奔赴 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了。 成绩出来那天，父亲站在学校的布告栏前，看著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——涪陵卫生学校。他的成绩排在前列。可他站在那里，心里想的不是“我考得不错”，而是：考完了，我去哪儿？ 家没了。母亲死了。房子被大伯占了。村里那点补贴，只够撑到毕业。天地很大，可他站在中间，发现自己哪儿也去不了，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。 他做了一个决定：提前去涪陵卫生学校。 那年头，读卫校不要钱，毕业了还管分配。对一个孤儿来说，这不是“升学”，是“活路”。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绳索。 可怎么去？ 从垫江到涪陵，不通车，只能靠两条腿走著去。那年月，连一张过江的船票钱都掏不出来，好在不用过江。船在长江上走一趟，客票要好几毛钱，够吃好几顿饭。而父亲手里攥著的那点孤儿补贴，早就在最后两个月里花得差不多了。 他做了一个决定：走去。背上破被卷加烂草蓆走去。 从垫江到涪陵，走公路，翻山越岭，大约一百五十公里。具体走了几天，没有记载。他一路上渴了去农家討口水喝，饿了，根据原来家里的医书和那年头人人都知道的一点野菜知识找点吃的；累了，就倒头往刺巴笼里一钻，倒头就睡。好在人没有死在路上。我只知道他到了学校门口，鞋磨破了，脚板全是血泡，人瘦得像一根竹竿。 一路走，一路问。没有地图的他终於到了。当父亲找到学校的招生办或者教务处，敲开了门。 开门的人后来怎么看他——一个穿著破衣裳、灰头土脸、比灶王爷还瘦三分的农村少年，站在门口，还没有窗门高，开口就说：老师，我考上了。这是我的成绩单和报到介绍信。我是孤儿，我无处可去，我没钱，但我能干活。什么活都行。扫地、劈柴、挑水、挖野菜、掏厕所——只要管我一口饭，让我有一个角落睡就行。 那年月，这类事情並不少见。可学校偏偏早早地收了他，让他在食堂里勤工俭学。 这不是运气好。学校看中了他的成绩，而父亲又刚好考上了。学校要培养的是能下到公社卫生院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不是来混日子的少爷。父亲虽然瘦得皮包骨，但底子硬—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懂事、能吃苦、肯干，这正是学校最想要的那类苗子。 四、坚守-活著的微光 涪陵卫生学校在长江与乌江交匯处，依山傍水。父亲入学时，学校刚办了两年，条件简陋，百废待兴。 听他说起过，那时候没有像样的教室，没有足够的教学设备，连食堂和宿舍都是东拼西凑的。父亲住的地方，说是宿舍，其实就是几间简陋的屋子，冬天四处漏风，夏天闷得像蒸笼。床是上下铺的木板，铺一层薄薄的稻草，上面垫一床旧棉絮——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翻出来或前一届师兄传下来的，硬得像铁板，可人一躺下去，整个人还是觉得特別踏实。毕竟，有了一张属於自己的床，不用再在教室凳子上过夜了。 最苦的不是住，是吃。 那几年，粮食金贵得像命一样。父亲说，每餐能分到一碗杂粮粥或者野菜汤，谈不上饱，但至少没饿死。比起老家那些连树皮都啃完了的乡邻，他已经算是万幸了。 学校食堂烧什么？野菜、玉米糊、红薯藤、南瓜叶——能入口的都往锅里扔。菜汤里飘著几片菜叶子，清得能照见自己的眉毛。可就是这样的伙食，也要抢。打饭的时候，队伍排得老长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死死盯著那个大铁桶，生怕轮到自己时桶底刮不出最后一勺。 最惨的时候，父亲和同学们一起去江边的大农场劳动。在那里，有菜花吃。剥开皮，生吃。吃得少还可以，吃得多了，会不断地流清口水，心闷，想呕吐，很难受。可谁顾得上这些？饿极了，什么都往嘴里塞。哪怕是吃完难受得在地上打滚，也比饿得胃里像火烧强。 父亲的身体也在那几年彻底垮过。有一阵子，他的腿肿得发亮，按下去一个坑，半天弹不回来。他不敢请假，不敢休息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倒下了，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。那年头，学校里这样的人不少——浮肿、乏力、面黄肌瘦，可没有一个人退学。 没有免费教科书。课本要从师兄师姐那里借旧书，或者自己拿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。笔墨纸砚都要自己掏钱买。那点孤儿补贴，交了伙食费就所剩无几，哪还有閒钱买新书？父亲的课本，全是手抄的。翻开一看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字跡工整得像印刷体——那是他这辈子写得最好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字好看，是因为每一笔都捨不得写错。 好在，父亲的底子不一样。 爷爷是医生，在解放前夜就没了。那些年，家里的传医古籍还在。父亲从小翻过那些泛黄的书页，药性赋、汤头歌都背过，还很是认得几味药，知道一些草木的性味归经。別人乱吃野菜中了毒，上吐下泻倒在宿舍里爬不起来的时候，父亲不会。他认得哪些能吃，哪些要焯水，哪些根茎藏在土里还带著淀粉。更重要的是——他不会让同学中毒，这也是他能单人独行一百五十公里活著走到学校的底气。 那年月，班里饿极了的同学什么都往嘴里塞。父亲就一个一个地教：这种叶子要水煮过才能去涩，这种根挖出来直接嚼就行，这种花看著好看但吃了要拉肚子。有人挖回来一捧不认识的野菜，先拿给父亲看。他翻一翻，闻一闻，能吃的留下，不能吃的扔掉。有人吃坏了肚子，他翻出自己抄的药方，去学校后面找几味草药煮水，灌下去，慢慢就好了。 他不是班干部，也不是年纪最大的。可那两年，他成了班里那个“懂的人”。谁采了野菜拿不准，找他；谁身体不舒服，找他；谁饿得浮肿不知道怎么办，还是找他。他从不说大话，只是默默地看，默默地教，默默地煮一锅草药水端过去。 这些东西，课本上没有。爷爷留下的传医书上也没有明写——那上面记的是方子、是脉理、是正经的医术。可父亲从那些泛黄的书页里，从爷爷生前教过的只言片语里，从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常识里，攒出了一套活命的办法。在那年头，常识就是命。而父亲的那点底子，不仅救了自己，也救了身边的人。 五、真相-生存的契约 姑婆是父亲的姑姑，住在城边上，没有后人。 父亲调回县城以后，常去探望她。每次去，都不空手——带点水果，带点糕点，陪她说说话，帮她收拾收拾屋子。姑婆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父亲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待她。 姑婆临终前，想把房子给父亲。 她说：“你照顾了我这么久，这房子你拿去。” 父亲说：“我不是看上了你的房產才来照顾你的。” 一句话，把姑婆说得老泪纵横。她一辈子无后，到老了才体会到什么叫“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”。父亲没有要那套房子。姑婆去世后，房子收归国有了。 这件事是姑婆生前断断续续跟我说的。她说的时候，眼里有泪，嘴角有笑。她说：“你爸爸这个人，心太善了。他要是把那房子收了，我现在也闭眼了。可他不收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” 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。一次都没有。 有些事，他不说。他做了，就过去了。像当年老师给他塞白纸，同学给他分咸菜，食堂大叔大嫂多给他舀一勺粥——他记了一辈子，可他从不对人说“谢谢”。不是不感恩，是把那些恩情，全部吞进了肚子里，化成了骨头里的硬气。 六、善念藏心，未语亦暖 父亲从涪陵卫校毕业那年，十七岁左右——瘦，矮，沉默，眼神里带著那个年纪不该有的老成。 那一年毕业的学生，全部分到了县以下的卫生单位，没有一个人留在城里。父亲被分到了彭水县一个乡里，离县城现在开车都要一个半小时。后来他才调回老家县城，再后来因为得罪领导被孤立，又被医院院长收留，调去医院当办公室主任——这是后话。 但毕业那年秋天，他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已经不再是那个跪在母亲坟前、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少年了。 他有工作了。有粮票了。有公费医疗了。有住的地方了。 饿不死了。 很多年后我才慢慢想明白这件事。父亲读的那所卫校，不收学费，毕业包分配。对一个孤儿来说，那不是“升学”，是活路——是一条从绝境里伸出来的绳索。 那年月，山里太缺医生了。培养一个，送下去一个，就能撑起一个公社卫生院，就能救回很多条命。父亲是被选中的那个人——不是因为他运气好，是因为他能吃苦，成绩好，而且活著走到了学校门口。 从“待死的孤儿”变成了“有粮的职工”——他活下来了，因为山里需要医生。 七、旧痕藏念，未返亦念 父亲后来再也没有回过涪陵卫校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 那三年太苦了。苦到他把那一段记忆封存在心底最深处，轻易不碰。可我知道，他一直记得——记得学校的每一级台阶，记得食堂那股煮野菜的味道，记得老师点名时喊出他名字的声音，记得那些和他一起饿著肚子抄课本的同学，也记得自己煮过的那一锅锅草药水。 他不说，但我能感觉到。涪陵卫校不是一个他“读过”的地方，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地方。 有些事情，风知道，山知道，长江知道。涪陵卫校的旧校址还在不在，我不知道。可有些东西，比石头还硬，比长江还长，刻在一个人骨头里，怎么都磨不掉。 父亲是涪陵卫校的学生。这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之一——虽然他从没亲口说过。 拾遗·等 农忙笛声 父亲归家的信號，不是脚步声，是笛声。 说“总是”在农忙时节回来，其实並不准確。他从工作的县城到我们村，要先坐船，到中转县换车，再到我们县里换车，再坐车到村口，最后还要走一段山路。那时候的交通，说不上准点，也说不上安全。一封信从我们村寄出去，要走上七八天才能到他手里；他拍回来的电报，等送到村里，常常已经过了好几天。 归期是不定的。 母亲从来不知道他具体哪一天到家。她只知道，农忙快到了，他该回来了。至於哪一天、哪一班船、哪一趟车，谁也说不准。有时候她估摸著日子，提前几天把腊肉取下来洗净，把米缸里的陈米筛一遍，把父亲的被子抱出去晒。可等了好几天，人没回来，腊肉又掛回去，米又倒回缸里，被子重新叠好收进柜子。 她从不会唉声嘆气。父亲不在的日子里，我和母亲在村里从不让人。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，或是在田间地头故意刁难，母亲从不让步，几句话就顶回去。我也跟著护著母亲，谁给脸色看，便直愣愣地顶回去。 她不说什么软话，只是第二天一早，照常扛著锄头下地，腰杆挺得笔直。 那些日子是没有笛声的。 家里有一把我专属的小锄头，还有一根小扁担，是父亲托村里的木匠打的，小到只能挑两丛稻草。母亲说，等你再大些，就能挑更多了。可我那时候总觉得，那两丛稻草轻得像两团云，晃晃悠悠走在田埂上，风一吹，稻草毛扎得脖子痒痒的。 农忙的时候，村里没人管的孩子太多了，每年都有孩子出事。母亲不敢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下地时便带著我。她在水田里薅秧，我就在田埂上坐著，用我的小锄头挖泥巴，挖累了就数蚂蚁，数著数著就睡著了。 有人见我们孤儿寡母，想趁机拿捏，母亲从不让人。她从不是逆来顺受的人，泼辣、硬气，把日子过得稜角分明，护住我，也护住这个家。 我不记得她有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。大概是没有的。她只是风风火火做著手里的活，等著那个不知道哪天会回来的人。等著那个笛声重新响起的夜晚。 有一年，母亲病了。很重。 后来我听人说起那年的事。说我母亲上过吊。说我被她託付给了邻人。说邻人救下了她。说父亲赶回来了。说我们去了他工作的地方。……我一个字都不记得。那段日子像被人从我脑子里挖走了。可我有时候会想，一个人的脑子里，得发生过多大的事，才会把自己挖得这么干净。 我不记得那段时间，父亲有没有吹过笛子。 我有时候想，也许不是不记得，是记忆替我收好了。收在一个我够不到的地方，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。可它一直没有还。也许永远都不会还了。 母亲后来好了。好了之后，她还是那个泼辣、硬气、在村里从不让人的人。她还是风风火火做著手里的活，等著那个不知道哪天会回来的人。 我从没问过她那次的事。她也没提过。我们母子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 然后有一天，大黄狗突然从地上弹起来，风一样躥出门。母亲停下手里的活，看了一眼狗跑的方向，没说话，转身去灶台生火。可她的眉眼，忽然就软了下来。 她知道，他要回来了。 她知道，笛声要响了。 只有在父亲面前，母亲才会收起所有的锋芒。那是旁人从未见过的模样，轻声细语，眉眼温顺。所有的泼辣与硬气，都在见到父亲的那一刻，化作了绕指柔。 等父亲登上山樑，远远望见的乡人，便会丟下手里的农具迎上来。更多人虽没能第一时间撞见，却也从不会错过。他们脸上堆起笑，伸过来接行李的手，比在田里割稻子还要麻利。 父亲回来，从不空手。洗得发白的布包里塞得满满当当：有给我打蛔虫的宝塔糖，有乡人平日里难寻的感冒药、止疼片、跌打药膏，还有一些母亲念叨过的东西——针头线脑、火柴、盐巴。他记得她说过什么，哪怕她只说了一遍。 但这些东西，都不是他回来的声音。 他回来的声音，在当天夜里才会响起。 父亲归家的第一个夜晚，总会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，拿起那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竹笛，轻轻吹给我听。婉转的笛声在寂静的乡村夜晚悠悠飘远，穿过沉甸甸的稻田，越过矮矮的篱笆墙，钻进家家户户的窗欞。乡人一听见这熟悉的笛声，便懂了——懂医术的父亲回来了。 父亲爱种花，在门前扎了一架玫瑰花拱门，是村里独一份。乡人都笑我们不懂，庄稼人种什么花。可父亲不管，每年回来都修剪，母亲在家时便浇水管护。那拱门一年比一年茂盛，花开的时候，红艷艷的，衬著灰扑扑的土墙，像谁把城里才有的东西，硬生生种进了乡下的土里。那些花是不出声的。但它们开在笛声里。 第二天一早，院门便被敲开了。来的人一个接一个，说是来帮忙的，手里攥著镰刀，肩上扛著扁担。田埂上、院子里，全是忙碌的身影。镰刀割稻的唰唰声里，总混著昨夜的笛声——那声音不响了，却像一层看不见的釉，镀在每个人的手上。我家的农活，总比別人家更快干完。 別人家歇晌解渴，用的是井里刚打上来的水，兑上几分钱一大包的糖精，甜得发苦发涩。唯独我家，摆著的是白糖水——烧开后慢慢晾凉的温开水，舀上一勺雪白的白糖搅开，清甜温润。 母亲站在灶台边，一碗一碗地倒，一碗一碗地递。碗碰碗的声音，轻轻的，脆脆的。她依旧没对那些乡人多说什么，只是眼底藏著清明，看著这些往日里被她顶过、如今却殷勤备至的人，神色平淡。可她看向父亲时，眼神里的温柔，藏都藏不住。 我那时不懂这些人情世故。只觉得热闹，只觉得白糖水甜，只觉得父亲的笛声好听，更觉得母亲在父亲身边时，温柔得像换了一个人。那曲调究竟是什么，我总也记不住，只模糊觉得婉转悠扬。但我知道，只要那个声音响起来，母亲就不一样了，家就不一样了。那是童年里最安心、最踏实的声音。 后来我隨父亲进了城。城里楼宇密集、人声嘈杂，父亲怕笛声扰了左邻右舍，那支竹笛便再也没响起过。那段刻在记忆里的旋律，也彻底散在了风里。 但笛声没了，不等於它不在。 长大后歷经世事，我才渐渐读懂母亲。 她不是软弱的人。她的泼辣与硬气，是为我撑起的保护伞，是面对世態炎凉的鎧甲。而她独独给父亲的温柔，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掛与依恋——那是笛声才能唤出来的东西。那一年的事，我从没问过她。可我现在想，一个人要硬气到什么程度，才会在病重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求救，而是不拖累？ 她要强了一辈子。连死，都不想麻烦別人。可她偏偏又没死成。被救下来之后，她是怎么面对那些邻人的？她是怎么重新扛起锄头下地的？她是怎么继续泼辣、硬气、在村里从不让人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？ 我不知道。那段记忆没有还给我。 但我知道，后来每次笛声响起，她都还在。她没有走。 乡人这般殷勤，从不是真心体恤我们母子的难处。他们心里清楚，父亲医术高明，能治好他们身上的病痛。那些草药，都是母亲农閒时、放牛时、割猪草时，按著父亲教她辨认的法子，顺手采进筐里，带回家晾晒妥当，静静等著父亲回来。他们抢著帮我家干农活，不过是想换得父亲日后为他们诊病开方的机会——换得那些草药里藏著的笛声。 可他们不知道，父亲能医好他们身上的病痛，却医不好他们心里的病。 那些趋炎附势的心思，那些嫌贫爱富的眼神，那些人前甜言蜜语、人后刻薄刁难的凉薄，才是最难医治的顽疾。身病有药可解，心病，却从无良方。笛声能穿过稻田和篱笆墙，却穿不透那些心。 母亲什么都明白。她比谁都清楚这些人的虚偽与算计，也从不会惯著他们的刻薄。只是父亲在时——只是笛声响起的那些日子——她愿意收起锋芒，安安稳稳做他身后的人。父亲不在时，她便化身利刃，护著我，护著家，从不让人欺辱分毫。 我有时会想，母亲一个人下地、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，会不会也盼著那笛声响起来？会不会在某个黄昏，停下手里的活，侧耳听一听山樑那边有没有动静？ 不是盼那个能让她卸下所有鎧甲的人归来。是盼那个声音。 那个声音在，鎧甲就可以放下了。 她大概不会告诉我这些。 她只是用最硬的脾气扛风雨，用最软的心意待归人。像那口岩井里的水，看似有稜有角，却始终温润绵长。 后来我做了父亲，才慢慢咂摸出父亲笛声里的意思。他在用笛声告诉我和母亲：別怕，我回来了。那声音比任何话语都管用——它不说“我在”，它就是“在”本身。 也咂摸出母亲所有锋芒与温柔里的意思。她对外寸步不让，对內满心温柔。她什么都不说，可她一直都在。哪怕那一年，她差一点就走了。 那支竹笛后来再也没响过。可它的声音，和凿岩的篤篤声一样，和母亲倒白糖水时碗碰碗的声响一样，被我收在了记忆最深处。一个是敲进石头里的，一个是吹进风里的，一个是端在手里、递过来的。三种声音，一种意思：我在。我们都在。 如今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字，忽然又想起那个画面：父亲坐在门前的玫瑰花拱门下吹笛，皎洁的月光落在他肩上。母亲站在灶台边，把白糖水倒进碗里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端著碗，看满天星斗。 那时候，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。以为笛声会一直响下去。 现在懂了。那笛声里藏著的，是一个男人能给出的、最体面的守护。那白糖水里藏著的，是一个女人能给出的、最沉默的体谅。而那一年她没有走成，是她留给这个家，最狠的温柔——她留下来了，继续等那个笛声。 他不说破，她不抱怨。 他只是吹笛。她只是倒水。 让我以为，这个世界本就是这样甜的。 让我以为，笛声永远不会停。 拾遗·那一勺 糖水与药材 一 那阵儿我还小，才五六岁，脑壳里就装了些调皮捣蛋的名堂。屋头有只小木桶，本来是妈下田装凉白开的——农忙时节，她拎起桶走到田埂上，一碗一碗舀给帮工的乡邻喝。我趁她不注意，悄悄把桶提起跑了。 赶场那条路，是几个村子交匯的要道。我找了块平展展的地，把桶往地上一墩，蹲在旁边装模作样守起摊。有人过路，我就扯开喉咙吼：“喝糖水咯，喝糖水咯——” 起先没人把个小娃儿放在眼里。后来有个赶场回来的汉子停下脚，低头看了看我的碗，又看了看桶里的水，笑我碗小气，说別个卖糖精水碗比我大一倍才一分钱。我仰起脑壳，心里发虚嘴却硬，说两分。他笑得更欢，转头跟旁人打趣，好些人摇著头就走。 我急得脸发烫，见他抬脚要走，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嗓子都劈了：这不是糖精水，是正儿八经的白糖水。那汉子脚步顿住，回头眯著眼盯我，旁边的人也纷纷围过来。我把碗举得高高的，说甜得很，比糖精水好喝多了。 他走回来，摸出两分钱递过来。我赶紧接钱舀水，汉子端起碗咕咚咕咚猛灌，一口气喝乾，二话不说又摸出两分；第二碗照旧见底，抹了嘴还要第三碗。 旁人一看这架势，再不吭声，挤著掏钱排队。有人一碗接一碗，有人喝完守在旁边不肯走，全都埋著头猛灌。桶里的水眼见著往下消，我又欢喜又慌，喜的是卖得快，慌的是没几下就要见底。有个老汉喝了两碗，咂嘴嘆这水安逸。有人喝到桶干，还拿碗刮出最后小半碗，一口闷了才肯作罢。 一桶糖水，两分一碗，没一会儿就卖得精光。我攥著一把毛票硬幣，数了半天，约莫两三毛。屁顛屁顛拎著空桶回家，把钱摊在桌上，一遍一遍数给妈听。 她没骂我偷白糖，只笑著摸了摸我的头，那笑柔柔的、亮亮的。后来我才晓得，她早就发觉白糖少了，只是不说。 她藏在心里不说的事太多了：父亲好久回来她不说，一个人扛锄头下地她不说，那年生了病她也不说。只用一抹笑，轻轻抹平我所有的不懂事。 可我那时哪里知道，那白糖有多金贵。 供销社九毛钱一斤，还要凭票，一人一月才二两定量，攒几个月才够一斤。有人拿八斤粮票去换，粮票是吃饭的命根子，可见多稀罕。一斤白糖能熬二三十斤麻糖，过年待客加半勺，都是顶体面的事。 妈柜子里那包，是父亲千里迢迢，一趟船、一趟车、一趟山路背回来的。她扎紧口袋捨不得动，只在逢年过节、贵客登门、农忙请人帮忙时，才捨得舀一勺。 那是父亲留给她的底气，是她独自撑家时，最拿得出手的一点心意。我那时只懂甜，不懂这甜背后，父亲在岩井里一锤一钎凿出的辛苦，不懂母亲平日里再要强，农忙时也会弯下腰，把这甜一碗一碗递给那些她从不服软的人。 二 那个夏天过后，我像是开了窍，满山满坡跑，墙根石缝到处翻。 父亲是学医的，回家的日子少，每次回来都教我认山上的草、墙角的虫、树上的壳。他从不说这些能卖钱，只说这是老祖宗传下的学问本事。蹲在院坝里，他托著土鱉教我认药性，举著蝉蜕说它散风热利咽喉，眼里亮闪闪的。 我跟著学、跟著记，天不亮就踩著露水捡蝉蜕，矮的伸手够，高的就爬树，一天能拾一大纸盒。別家娃儿拿杏仁做口哨，我捨不得，找块带孔的砖卡住杏仁，用大杏仁往下打，攒一夏天再慢慢砸。父亲教我的采法、砸法、辨成色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墙根翻土乌龟、石缝捉蜈蚣，別家娃儿怕的东西，我胆子大得很。閒了就坡上捡桐子、捋苍耳野菊花，连枇杷老叶都细心刷乾净捆好，一股脑捧给母亲。 她从不催我，也不说拿去换钱，每次接过那些东西，都弯眼笑，还是柔柔的、亮亮的。我就为了这一笑，往山里跑得比谁都勤。 后来才懂，这些事母亲一直在做，只是从不说。薅秧间隙掐车前草，放牛时扯金银花藤、砍刺五加根，割猪草筐里总藏著柴胡、夏枯草、淡竹叶。她天不亮下地，天黑透才回，挤著边角时间採药、晾晒、整理，一包一包码在柜顶，整整齐齐。 父亲每次回来，院坝就坐满求医的人。他把脉问诊，取出那些药材配成方子，分给乡邻。母亲从不心疼，也不记帐，只在灶台边默默递水递碗。 用不完的药材，她就走很远的路去镇上卖，换盐巴、火柴、针线，撑起一家人的日子。她的锄头下不只有庄稼，她的筐里不只有猪草，那是这个家最实在的底气。 三 如今坐在城里写字，又想起那个夏天的午后。 我蹲在路边吼著卖糖水，有人笑我碗小价高，我急得喊出白糖水，一群人回头围上来，闷头猛灌，把一桶水喝得乾乾净净。 他们尝得出这甜不一样，晓得占了便宜，却不知道这糖，是母亲藏了又藏的宝贝，是父亲翻山越岭的心意。我那时只晓得得意，不懂这甜背后的分量。 长大后喝过无数饮料，却再没一碗糖水，能兑上母亲不说出口的苦、独自撑家的硬气，还有她看我时那一抹柔柔的笑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101 看书网书库多，????????s.???任你选 】 那几分钱我记了一辈子，可真正刻在心里的，是她接过我捡的蝉蜕时，弯眼笑的那一下——那才是我童年里，最值钱的收穫。 我再也回不去那个夏天，回不到蹲在木桶后的小娃儿身上。可母亲的笑还在，收在我记忆的柜子里，像那包白糖，白净净、暖融融的，谁也偷不走。 不用打开，也知道里面藏著一句她从来没说出口的话—— 没得事，甜得很。 拾遗·活法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我在乡下的日子，也就零岁到七岁那几年。 那时候穷，没零食，没玩具。父亲常年不在身边，我整天跟在村里娃儿后面跑，他们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学。也不知道那是好、那是坏，只是有样学样。比如结巴——我看人家大孩子学结巴说话，觉得好玩，也跟著学，没想到自己真成了结巴。母亲怎么教也改不过来。 要不是后来探亲的父亲回来…… 他回来那天，我刚高兴没半秒，他就拿针扎了一下我的手指，问我疼不疼。我还在为前一秒盼著他回来、后一秒就挨扎委屈呢，心想你回来干啥，就为了扎我？我哭著说疼。父亲把家里的镜子拿过来，先张开自己的嘴，舌头往上卷，用手指著舌头下面的系带说：“看到了吗？你结巴，是因为这个系带比別人长得紧。要治，有两种法子。一种是你自己改，少说多听，別跟结巴学了——人家的痛苦，不能成为你们快乐的来源。第二种，我带你去医院，找医生，用剪刀把系带剪开，比扎手还痛，还要痛很久，久到下一次爸爸回来。” 我被嚇住了。至少在他回来的那十几天里，没敢在他面前说话。等他走了，结巴反倒好了。 所以之前坡上、田坎、溪沟、竹林里的一切，都是跟著伙伴们学来的野路子。 父亲在外当医生，主要学的是中医，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趟。他一次探亲假也就二十天左右，算上来迴路途，真正在家的日子不过十四天。我从三岁记事儿到七岁离开，满打满算，也就见过他那么几回。 他从来不说大道理，也不装斯文，更不反对我们当时的做法。 他只是在看到我瞎搞、乱整、容易伤身的时候，隨口教我一点更乾净、更稳当、更不容易出问题的小法子。都是生活常识，不是什么高尚道理。 春天，我跟著娃儿们掐茅针、挖甜草根、嚼酸咪草，怎么野怎么来。父亲看到我把草根连兜刨断，只说： “留著主根，明年才发得起来，不然你明年吃啥？” 不是爱护草木，是怕以后没得吃，更是怕破坏人家的庄稼。 三四月，我们钻刺笼摘三月泡，爬树摘桑泡儿，青的红的一起塞。父亲就把青的和红的分別让我尝，漱口再尝別的。等我总结出青的不好吃、红的好吃，他才说： “青果子涩，吃了胃痛，要拣熟的。” 是中医的常识，不是道德。 雨后捡地木耳，我们喊雷公屎，抓起就往篮子塞。父亲说： “泥多、烂的不要，吃了拉肚子。” 讲卫生，不是讲慈悲，而且沙少的回家好处理。 六月扒草找野地瓜，我们连藤带果一起扯断，生怕好的被別人抢了。父亲见了，不让我跟別人一样干，说： “藤莫扯断，明年这一坡才继续有。” 是过日子的盘算，不是环保。 夏天是最疯的。我们到屋角收蜘蛛网缠竹竿，去粘丁丁猫。粘到了就学大娃儿，去头去翅，火上一烤撒点盐就吃。父亲看到，只说： “那个壳硬，不好消化，少吃点，耍耍就行了。” 他不反对吃，只提醒伤胃。 傍晚溪沟里，伙伴教我牛粪麻绳诱螃蟹：麻绳抹牛屎，横在水面，下头吊竹筐，螃蟹自己掉进去。我学得特別起劲。父亲路过，没说这法子脏，只教我被螃蟹夹了怎么处理，还有自己摸到的那种欢喜——自己摸上来的，跟用筐接住的感觉不一样，那才叫踏实。他接著说： “摸螃蟹的时候，小的放了，只拣大的。小的长不大，你捉了也是浪费。” 是不浪费粮食，不是爱护动物。 下雨后稻田，我们做木夹子夹泥鰍，见洞就插，一夹一个准。父亲说： “莫把田踩烂了。秧苗踩到了，谁看到要骂，更有可能被打——但那是活该。轻一点，够吃一顿就够了。” 是怕惹事、怕糟蹋庄稼。 那几年，麻雀是四害，大人小孩都掏鸟窝、打麻雀。我们也跟著爬屋檐摸鸟蛋、掏小麻雀，煎蛋香得很，没人觉得不对。父亲看到，从来不说“不能掏”，只说： “莫掏刚孵的，壳软，容易烂，白瞎。要掏就掏快出壳的，实在。” 他是教我不白费力、不瞎糟蹋东西，不是教我善良。 秋天，我们啃刺梨，连刺带毛一起嚼。父亲默默处理好了再给我吃。这时候静下来的我，才能静下来听他说： “刺刮喉咙，毛卡到肺头麻烦。你把刺颳了、籽挖了再吃，稳当点。” 是怕我受伤、怕生病，不是讲究。 松树林捡鸡樅菌，我们见就采。父亲就先分好类，让我认，然后只一句： “不认得的菌子莫碰，毒到人医都医不活。” 再反覆问我：认得了吗？认得了，就奖励带回来的玩具——可惜后来农转非，不知丟到哪里去了。 是保命常识。 冬天，我们捡拐枣、摸蟹、挖鼠洞，什么都弄。父亲回来，只说： “冬天冷，少去水凼凼，感冒了难得好。” 是怕我冻著。 我那几年，所有野路子，都是先跟著村里娃儿学的。父亲一年在家不过十来天，从来没教过我大道理，没当过圣人，没反对过“四害”麻雀，没装过高尚。 他教我的，只是一个懂点医、懂点生活的父亲，怕儿子乱吃、乱整、伤身、惹麻烦，教的一点点更乾净、更稳当、更实在的乡下常识。 没有美化，没有拔高，就是那个年代最普通、最真实的教养。 后来离开山里，吃过很多东西，最难忘的，还是那段跟著娃儿们野、又被父亲悄悄拉回一点稳当的日子。 感谢那片山，那条溪，感谢一年一见、在家不过半月的父亲，感谢大自然，用最粗野、最真实、最朴素的方式，把我养大。 拾遗?伞 雨天里的伞，是岁月慢慢撑开的温柔。 走在雨里，我没打伞。熟人碰见就问，你咋不打伞？我笑著说，我从小就不爱打伞，看见路上的水荡荡，还专门跑去跳。 话一出口，心就飘远了，飘回七八十年代农村去了。 那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伞。遮雨的东西能分出好多等，全是就地取材。 最好的肯定是蓑衣。棕叶子一片一片编的，又厚又密，披在身上沉甸甸的。风打不透，雨渗不进，下再大的雨，穿著它照样下地干活。一件蓑衣能穿好多年，越穿越黑亮。 再往下是竹衣、箬叶衣。竹篾编个骨架，夹上竹叶子，轻飘飘的，披在身上哗哗响。中雨小雨能扛一阵，雨大了就不顶事了。 条件好点的人家，还有一把老油布伞。竹骨子，黄布面，刷了桐油，撑开来一股桐油味儿。笨重得很，小孩子举一会儿胳膊就酸了。但那是真挡雨，雨点子打在上面，嘭嘭响，像敲鼓。 我们小娃儿最方便的，是荷叶、桐树叶、南瓜叶。田边地头隨手摘一片，往脑壳上一扣，就是自己的小伞。荷叶最好，又大又圆，雨珠子落在上面滚来滚去，亮晶晶的。顶著荷叶在雨里跑，觉得自己像一株会走路的莲蓬。 实在没这些，就找旧油布、麻袋片往身上裹。麻袋扎人，扎得脖子红一片，但管用。 再普通的，就是化肥袋、尿素袋、塑料薄膜。角上剪个洞，往头上一套，身子就遮住了。白花花的化肥袋子在雨里晃，远远看去，像一群会移动的面口袋。 连薄膜都找不到，就把书包顶在头上。课本要紧，肩膀湿了就湿了。 有的扯一件旧褂子、破衣服往头上蒙，能挡一点是一点。有的直接顶个草帽、苇笠，虽然不防雨，好歹遮个脸。更简陋的，抓一把稻草、麦草往头上一插，也算是个样子。 那时候我们还戴著斗笠、踩著高蹺去上学。两根竹竿底下绑个木蹬子，人站上去，一步一晃，一步一摇。泥路滑，踩不稳就连人带高蹺歪到水沟里。爬起来扶正了接著踩，又好笑又威风。 最爱跟小伙伴比赛踩水。比哪个能从水荡荡这边一步跳到那边，比哪个一脚下去溅的水花最大。水花哗地炸开，慢慢慢慢才合拢。谁要是踩出一脚，让那一滩水半天都合不拢，能得意一整天，走路都带风。 后来有了雨靴就更疯了，专挑最深的水凼踩。一脚下去，水往两边分，感觉自己像个大將军。可那雨靴穿久了没有不漏的。走著走著脚底下一凉，脱下来一倒，哗，能倒出小半碗水。倒完了套上接著踩。冰凉归冰凉，开心归开心，两码事。 那时候风也野。雨一来，风跟著就来了。斗笠戴不住，伞也抓不住，人被风拽著跑。一不留神就摔了，摔进水田里，摔进沟里，摔到田坎底下。爬起来一身泥，要么一身青，浑身湿得透透的。可爬起来还是嘻嘻哈哈，一点都不当回事。 到了学校，大半孩子都是湿的。衣服湿，裤子湿，鞋子能拧出水。老师看到了，就让我们自己拧一拧，甩一甩，湿衣服贴在身上，靠体温慢慢捂干。没人觉得狼狈，谁笑话谁呀，大家都一样。 哪像现在的小朋友，娇贵得很。淋一点雨怕感冒，吹一点风怕著凉。我们那时候在雨里摔摔打打，泥里滚水里爬，皮实得很，照样一个个健健康康长起来了。 后来进了城，雨天和伞，一下子全都不一样了。 城里没有泥路，没有水田，也没有隨处可见的水荡荡让你隨便跳。路边更没有荷叶、桐树叶给你摘来当伞。路都是水泥地，雨一下完很快就干，想踩一脚泥巴都难。 伞也慢慢变了模样。 一开始家里用上了大黑布伞，撑开来又大又稳，一家人出门都够遮。没过多久，又流行起小巧的摺叠伞，一按弹开，再一按收拢，揣在包里轻巧得很。顏色花样也多了，碎花的、格子的、纯色的，一把伞也变得精致起来了。 再到后来，伞的种类就更多了。晴雨两用的，太阳大了能遮阳，下雨了能挡雨。全自动的，按一下就开，再按一下就收，再也不用费劲掰伞骨。防风的、加大的、轻便的，想挑什么样的都有。 雨靴也不一样了。不再是以前那种穿久了就漏水的黑胶靴，城里的雨靴做得好看又实用，防水又轻软，再也不用穿著一靴子水走路，更不用拧袜子甩鞋子了。 城里的雨天，人也规矩了。人人手里都撑著乾乾净净的伞，走路稳稳噹噹，衣服不湿，头髮不湿，鞋子也乾乾净净。再也不会有人被风颳倒在水田里，摔得一身泥水，也不会有一群孩子挤在一块儿，身上湿漉漉地等著衣服捂干。 倒是喜欢踢路边的行道树。一脚踹上去，树叶上积的雨水哗地落下来，像突然下了场大雨。淋得同伴一跳老远，然后一个追一个跑，在雨里笑成一团。 雨还是当年的雨，细细密密落下来，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。可挡雨的东西，一样一样都变了。日子呢，也一点一点好起来了。 现在偶尔不打伞走在雨里，雨丝落在脸上，落在肩上，跟小时候落在荷叶上、斗笠上、化肥袋上的雨，还是同一场雨。想起那些顶荷叶、踩水盪、披化肥袋、摔泥坑的日子，心里就暖乎乎的。 那时候啥好东西都没有，可快乐是真简单。水荡荡里一脚踩下去，能溅起一天的笑声。 拾遗·根 老屋与月季 半山藏家 我们家刚搬回老屋时，是暂住在红薯窖里的。那个地方暗无天日，只有窖口在合適的时候透进来一缕光。所以我知道这个地方，但生活的记忆很少很少。只记得后来红薯窖变成了红薯土房，很大，对，很大。长大后再看，不过五十平方米。它就在放电影的大石板边上。 说起大石板，也不是原来就有的。是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开採石头采出来的，后来没人采了，雨水冲刷，形成了一块大石板，乡人常在上面晒粮食，但早就被多年的乡人分割常占了。小时候觉得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板了。后来才发现，直线距离不到一里路外，隔著一座小山，有一块更大的石樑。 大石板过一条田坎，就是一块沙岩。以前的乡人没看起这块地方。父亲一眼选中，只因为他妈妈的坟就在那里。他想陪著她。 这个执念，也是他从远方调出来的理由。 他工作的地方，听叔叔阿姨们说，他是一家卫生院的院长，深受当地人喜欢，在当地卫生系统很有名。字写得特別好，会吹笛子。再远的病人，只要叫了他，颳风下雨也要去看。所以当时有机会调回老家时，卫生系统给了现在来说也是非常优厚的条件——提升为副局长，母亲安排在县招待所，只管来了客人开门，好轻鬆呀。 可他不肯。 落叶归根的执念让他拒绝了。他把条件告诉母亲，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说他。但我想说，但不敢说。 调令回到老家，卫生局的人一看父亲的推荐信，说这么好的人，你们放了，我们可不能放。父亲本来以为调回老家的镇卫生院，结果，卫生局的人强行把他扣在了局里，管人事。 父亲回家，全家都很高兴。我也是。好久没见到姐姐了——姐姐身体不好，一直被父亲带在身边养著。 晚上，我们一家人，我和不熟悉的姐姐在玩闹，父亲和母亲在聊天。说著什么“虽然没有原来离你那么远了，但还是离你远”之类的话。现在听著，是土掉渣的情话。然后第二天，父亲就又带著姐姐回县城了。 扯远了。屋子的事还没说完。 址选好了，就得建。那时父亲的身份让乡人很敬畏，想亲近还找不到理由。再加上父亲攒了些钱，工钱给得不错，所以帮忙的人也多。听说吃食也好，屋子建得很快。 屋子在半山腰上。前面小十二三步就是乡路，从屋前经过，但只能看到我家垒的石墙——石墙把整个屋子包了起来。后面是沙岩硬生生打下来做的屋基，垂直的沙岩上面种了竹林。 院门斜对堂屋，要爬九步石阶才上院坝。院门和九步石阶上面，就是我说过的月季拱门。问了老父亲，前面是我记错了。但这是问题吗？月季月月开花，但我发现春夏秋开，冬天不开。我还问了母亲，只不过忘了她怎么回復的。她本来就没读过书，但会写自己的名字、父亲的名字——那是父亲一笔一笔教的。我们姐弟的名字她认识，不会写。 月季不是一种顏色，左右两边顏色是一样的。闭上眼想一下，很美。 如果是秋天，你还会看到秋菊，秋菊就在边上各种色儿，但我只记有黄的，白的左右对称，成熟后，母亲会采一些晒乾给回来的父亲泡水喝，但我不记那味道。採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——这不是具象，是真的。 篱笆把小花园围了起来，怕家养的鸡鸭把花园破坏。花园里还有別的花，都是那些年父亲一直收集，等到新屋建起时才种下的。还有几种果树：李子树，桃树，柚子树，还有一棵梨子树——我们乡里的第一棵梨子树。可能还有別的，我不记得了。 院子留了两条小路，通向院墙上的两个洞。一个洞开向大石板方向，是鸭子的路；另一个在正对屋子的左手边，那里不光有奶奶的坟，还有为鸡开的路和一个洞，好让它们去一队去左边的回老家从他大伯手里要回来的水田里，一队去后面沙岩的竹林里觅食。每天我们打开屋子，它们就欢快地各行其道，食得不亦说乎。晚上一敲盆，鸡呀，鸭呀，狗呀，都回来了。 对，就是那条大黄狗。它应该有名字，但我真真不记得了。唉。 九级石阶走完，就是一块水泥打的院坝——这是村里独一份。母亲就不用跟乡人去爭大石板晒粮食了，毕竟刚回来就不要和乡人產生矛盾了，而且本来那块大石板都被分占了，没我家的地儿了。院坝大概五十平方，后面就是我们住了快五年的家。进城后，梦里常回去的家。 屋子坐北朝南。正门进去是堂屋，堂屋进去是厨房，厨房边上是猪圈。正门左边是母亲休息的地方，里面是我和姐姐住的地方。家就这么大。那是父亲一生的积蓄。 乡人在父亲不在的时候乱跟我说：“你睡觉头顶著的地方就是你奶奶的坟，问你怕不怕？”我说不怕，你们怕是因为你们奶奶是坏人。后来他们就不说了。 奶奶是饿死的。对，饿死的。 那时父亲早年丧父，正在县城求学。放假回来才知道奶奶死了，乡人草草掩埋了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而父亲住的地方，被他大伯霸占了。对的，就是吃绝户。还想吃了父亲的孤儿补贴。父亲没有去要，因为他早熟，知道要不回来。所以离乡多年才回来。也算是携妻带子女荣归吧。像对待一般乡人一样对待他大伯，还让我们叫人。 后面的事后面说，在这里说不合適。 要说的是那棵梨树。因为那是乡里的独一份。 梨树通常是定植后两到五年掛果。我网上找过资料——我两岁多种下的，四岁多掛果，很正常。我和姐姐天天去看，看著果子一天天变大。 村里的小孩子、大孩子也在天天看。趴在墙头看，口水流了一院墙。 我和姐姐就分工：你玩我看，我看你玩。姐姐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所以她照看的时间多。 可你小看了乡里孩子对得不到的东西的恶意。他们用石头丟果子。大黄狗冲了上去。最后还是勉强保住了不靠墙方向的几个果子。因为是新树初掛果，果子不多。不记得有几个了。 最后，母亲只好往树上浇粪，结果还是被偷了那未成熟的果子，他们没食过，以为熟了，唉。 好在还有一两个，记不得了，但最终在乡下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吃到成熟的梨子，最后一两个分我们三人，母亲，姐姐，我分食了，好甜。但亲手种它的父亲一直没尝到。 那棵梨树后来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进城以后，就再也没见过它。大概被买了我们老屋的人砍了当柴烧了。 拾遗?皆是伸手人 我还记得四岁那年，正是分田到户、家家户户要迎来好日子的前夕，桥洞里却冻死了一个叫花子——我们这儿管他叫舔碗匠。 一边是即將分到田地、靠自己双手过日子的希望，一边是连碗底都舔尽、仍熬不过寒夜的绝望，这一声“匠”，听著格外讽刺。 也想起了自己饿死的奶奶。 那是个冬天，冷得人骨头都发疼。塘沿上结著厚冰，风颳在脸上像刀子割。消息一传出来，我们一群半大孩子顶著风跑了一里多地儿，全挤到桥边，踮著脚、扒著人缝往里看。桥墩最暗处缩著个人，裹著几层僵硬得发亮的破布，身子蜷成一团，一动不动，早就没了气息。旁边扔著一只豁了口的黑瓷碗，空空的，还有半块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红薯，咬都咬不动。 大人们围在旁边，不敢靠前，只是轻声嘆气：夜里太冷了，没熬过去。 那时候的叫花子，是真走投无路。无家可归，无衣可暖，飢一顿饱一顿。討一口饭，就是討一条活命的希望。他们不吵不闹，不抢不夺，走到谁家院门口，就低低喊一句“打发点”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才肯把脸面踩在脚下，伸手求人。有的人熬不过寒冬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了，连个名字都留不下，像一片枯叶落在泥里。 那时候家里大人管得严，最看重骨气。 要是哪个娃儿不懂事，盯著別人手里的吃的玩的，敢伸手去要，被家里大人看见，二话不说，一巴掌就拍在你想要伸出去的手上。 “手不要乱伸！想要，个人去挣！” 从小就被打心底里记住：伸手问人要东西，是丟人，是没出息。 大人们还教我们一句话：救急不救穷。遇上灾了、难了、快过不去了，帮一把是积德；可要是好吃懒做、只想伸手，那就不能惯，帮了反而是害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????????s.???】 可反过来，对那些真正落难的人，大人们又教我们心软。 现在我们教孩子，也不再是一味不许伸手，而是换了一句话：不用等別人来伸手要，我们要主动学会分享。看见难处搭把手，遇见不易让一让，能给一口是一口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 时代变了，世道也软了。不再是只有穷到绝境才肯低头，也不再是看见伸手就觉得羞耻。 母亲拉我走的时候，攥著我的手冰凉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人到了没指望的时候，就只能伸手求別人。”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社会好了，救助多了，那样的叫花子真的少见了。没人再轻易冻死在桥洞里，街头也少了沿路乞討、摇著破碗的身影。可有时候刷著手机，看著街上形形色色奔波的人，我忽然觉得—— 伸手的人，其实从来没消失过。 有人在镜头前唱歌跳舞，靠本事换份打赏；有人卖惨装穷，靠眼泪求点支持；有人靠口才谋生，有人靠手艺吃饭，有人勤勤恳恳，有人投机取巧。形式千变万化，叫法五花八门，可往根上扒一扒，都是在向陌生人求一份认可、一点支持、一些成全。 想到这里，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 我不也是一样吗？ 天天在起点敲字，写乡下旧事，写人间细碎，写心里自己心里的那点感慨。写完了发上去，心里就开始悄悄盼：盼著有人路过点个收藏，盼著有人顺手投张推荐票，盼著有人看完留一句评论再走。 甚至到了什么地步？哪怕他不夸，骂一句都行——“这狗作者写的啥玩意儿？” 但只要有人肯留下一句话，肯在我这片字上多停一秒，我心里都觉得，这字没白写，这伸手没白伸。 我明明比谁都清楚，读者不欠我的。看是情分，不看是本分。可心底深处，还是忍不住期待、忍不住盼望、忍不住想求人一眼看见、一句搭理。 这么一想，我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叫花子？ 他们討饭活命，我討认可暖心。他们求一口温饱，我求一点陪伴。他们放下的是脸面，我放下的是清高。他们摇的是破碗，我守的是屏幕。 形式不同，场地不同，体面不同，可本质都是一样：伸出手，盼著別人拉一把。 从前我年纪小，看桥洞里的人，只觉得可怜、觉得遥远。如今人到中年，再回头看，再低头看自己，才慢慢懂了。 这世上绝大多数人，都在伸手。有人求財，有人求名，有人求一口饭，有人求一颗心安。谁都別笑谁卑微，谁也別评判谁下贱。 大家不过是，活在不同年代，披著不同体面，揣著不同念想，在这人间，各自低头，各自强求。 皆是红尘客，皆是伸手人。 拾遗·那束光 上房揭瓦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可这件事，我確定是真的。 那时候我大概六岁，刚搬进老屋没多久。老屋的屋顶是青瓦，一片叠著一片，像鱼鳞。屋顶中间嵌著几块亮瓦——玻璃做的，半透明的，白天能把光引进屋来。有了亮瓦，堂屋才不至於黑得像红薯窖。 可后来那亮瓦越来越暗了。 老屋后面是沙岩，沙岩上面种了竹林。竹子越长越密，竹叶一年四季落，落在屋顶上，积了厚厚一层，正好把亮瓦盖得严严实实。白天进屋，抬头看那块亮瓦，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光，像隔了一层脏玻璃。 我心里一直惦记著这事。 不是因为我爱乾净。是因为那块亮瓦下面的位置，是我和姐姐平时玩的地方。姐姐说她和爸爸住的地方上面有个很亮的灯泡，整个屋子亮堂堂的，这屋里暗了就没意思了。这句话在姐姐再一次隨父亲走了以后，我就一直记得。 有一天，母亲上山干活去了。家里就我一个人。 我站在后院的沙岩上，抬头看屋顶，又低头看竹子。竹子很高，弯下来能弹回去。我在村里见过大孩子这么干——抓住竹子尖，用力往下拉，竹子弯成一张弓，一鬆手就弹回去，能把人带起来。 我想，我也可以。 说干就干。 我挑了一根最粗最直的竹子，先爬到沙岩顶上，再抓住竹子尖往下拉。竹子韧得很，弯下去的时候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，我整个人掛在上面，脚离了地，晃晃悠悠的。我一点一点往下扯，把竹子弯到刚好搭在屋檐上的位置。 然后我鬆了一只手——不对，是换了一只手——不对，我也说不清是怎么操作的。反正我借著竹子的弹力，一蹬腿，一翻身，就上了屋顶。 后来我想，那大概是我这辈子身手最利索的一次。 上了屋顶，脚下是瓦，一片一片铺著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。我不敢站起来，怕踩碎瓦，就趴著往前爬。爬到亮瓦那块，果然，上面全是竹叶，厚厚一层，都烂了，黏糊糊的。 我用手扒。一片一片扒，把烂叶子拢成一堆，顺著屋檐往下推。扒完叶子，亮瓦露出来了，上面还有灰。我拿袖子擦，擦了好几遍，擦到能看见亮瓦底下的光。 阳光从亮瓦照进去，堂屋里亮了一小块。我趴在屋顶上，透过那块亮瓦往里看，看见堂屋的地上有一小片光斑，白白亮亮的。 心里得意得很。 那亮瓦有时是我有意站在那下面，让阳光透过亮瓦照进来一条光柱，我就站在了光里。等我把四块亮瓦一一清理乾净，便从屋顶滑下来，跑进堂屋，站在那束刚好落在地上的阳光里。灰尘在光柱里轻轻飘著，暖融融的光裹著我，心里高兴坏了——阳光照进了屋里，也照亮了我的心。 我又重新爬回屋顶，索性挪到屋脊上坐好。顺手捡了根倒落的枝叶，把够得著的屋面也仔仔细细扫了一遍，青瓦一片一片露出原本的顏色，整整齐齐。风从远处吹过来，掠过耳边，掀动衣角，我就安安稳稳坐在屋脊上望著远方，心里满噹噹的，全是成就感。 然后我看见了烟囱。 烟囱在屋顶的另一边，是个方形的砖砌口子，上面没盖。我趴在瓦上想了半天：要是下雨了，雨水从烟囱灌进去，灶里的火不就浇灭了？母亲回来做饭，生著了火又被浇灭，多麻烦。 我想了想，决定给烟囱做个盖。 屋顶上没有现成的东西。我翻过来翻过去，看见屋檐下堆著稻草——那是母亲留著引火用的。我又爬回去，扯了几把稻草，编了个草盖，方方正正的，正好能盖住烟囱口。 盖上去，比了比，大小刚好。风也吹不动。我满意得很。 然后又趴在瓦上，顺著竹子原路滑下来。落地的时候摔了个屁股蹲，但没受伤。 晚上，母亲回来了。下雨了。 她进厨房生火做饭，灶里的火点著了，可怎么烧都烧不大。烟出不去，全憋在灶膛里，火苗子有气无力，像生病了一样。 我跑进厨房，看见母亲蹲在灶前，拿吹火筒往里吹，脸都憋红了。她以为是柴湿了，又换了一把乾柴，还是不行。 我站在旁边，忽然想起那个草盖。 “妈，”我说，“你是不是火生不燃？” 母亲没理我，继续吹。 “妈，”我又说，“你是不是火生燃了也烧不大？” 母亲抬头看我。 我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要不是我盖住了烟囱，你这火得灭。” 母亲愣了一下。然后她站起来，和我走到沙岩上面，我指著烟囱让她看，她一看就明白了。 她没骂我。 她转过身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——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又有点后怕。她张了张嘴，大概想说点什么，最后只是嘆了口气。 “你下次別干了。”她说。 “那火怎么办？” “你先把那个草盖拿掉。” 这次我没用竹子，用的是家里一块粮仓的仓板爬上去。我心想，还是母亲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。又上了屋顶，这次快多了。我把草盖揭开，扔到一边，趴在瓦上往下喊：“妈，你试试！” 灶膛里的火呼地一下就上来了。我趴在屋顶上，听见厨房里柴火噼里啪啦地响，闻见炊烟的味道从烟囱里冒出来，暖烘烘的。 母亲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我。雨丝细细的，落在她脸上。 “下来。”她说，“下次不许再上房了。” 我顺著仓板滑下来，浑身湿透，手上全是泥，裤腿被竹枝划了道口子。 母亲没再说什么。她拉著我回屋，给我换了一身乾衣裳，把那道口子缝上了。 后来我再也没上过房。 不是因为我听话。是因为后来进城了，住的楼房屋顶够不著了。就算够得著，也没那个必要了——楼房的屋顶上没有亮瓦，也没有烟囱。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天下午。 趴在瓦上，阳光透过亮瓦照进堂屋，地上有一小片光斑。我透过那块玻璃往里看，看见自己家的堂屋，看见自己家的灶台，看见这个家从里面发著光。 那时候我不知道，那是我这辈子离天空最近的一次。 也不是。是我这辈子，最不知天高地厚、也最理直气壮的一次。 后来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什么叫危险，知道什么叫摔下来会死。我再也不会干那种事了。可偶尔想起那个趴在屋顶上的小孩，心里还是有点羡慕他。 他什么都不怕。 他什么都不懂。 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可以用一根竹子爬上去的，觉得问题全是可以用手扒开的，觉得烟囱是可以拿草盖盖住的，觉得母亲说“下次不许”就真的是“下次不许”——这次已经做完了，下次再说。 他不知道自己会摔。 他不知道母亲站在雨里仰头看他的时候，心里有多怕。 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可他趴在屋顶上，把自己家的亮瓦擦乾净了。 就冲这个，我原谅他了。 拾遗·陪伴 我的小伙伴 我的小伙伴，从来都不是村里一起疯跑的玩伴。那些光著脚丫满山躥的娃儿，今天好了明天恼，恼了又好，记不住几回。可有一群不会说话的小傢伙，倒是真真切切陪了我一整个童年——嘰嘰喳喳的小鸡、摇摇摆摆的小鸭、温顺憨厚的大黄狗，还有那头驮著我在水里扑腾的大水牛。它们把那些清苦又热闹的日子，填得满满当当。 最贴心、最让我掛念至今的，还是大黄狗。 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它当初的名字了。只记得那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温柔时光。它应该有名字的，家里人叫过，我也叫过，可那个音节像被风吹跑了，怎么都抓不回来。唉，记心再好，也有遗忘的时候。 大黄狗是我们家从红薯窖搬到新屋时就养下的。算起来，它在这个家待的时间，比我父亲、哥哥、姐姐都久——父亲常年在外，哥哥姐姐也来来去去，只有大黄狗，一年到头守在门口，称得上是家里的“老成员”。 每次父亲带著姐姐从远方回来探亲，人还没翻过山头，大黄狗就像是提前嗅到了气息，猛地从地上弹起来，撒开腿跑过山脊，一路奔到两公里外的石龙口，摇著尾巴蹦蹦跳跳，第一个迎上去。我那时候不懂它怎么知道的，后来长大了想想，大概是风把父亲的味道先吹过来了。 久而久之，我摸出了门道——只要大黄狗突然朝著村口的方向狂奔，我就知道，是父亲要回来了，姐姐也要回来了。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。 我可以拉著姐姐的手，躺在大石板到家门口那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里，晒著太阳，说说笑笑，疯玩整整一天。大黄狗就守在我们旁边，一会儿追著蝴蝶跑，一会儿又绕著我们转圈撒欢，尾巴摇得像小扇子，快活极了。油菜花比人还高，躺在里头看不见天，只看见花穗子晃来晃去，听见蜜蜂嗡嗡嗡地忙。大黄狗有时候跑远了，又跑回来，喘著气，舌头耷拉在外面，趴在我身边蹭我的胳膊。 可后来，那个打狗的年月来了。 邻里好心提醒，说风头紧，要把狗拴好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大黄狗被绳子拴过，它从来都是自由自在地跑。那天夜里，我亲手把绳子套在它脖子上。它竟然安安静静的，没有挣，没有叫，就那么看著我，尾巴轻轻摇了摇。 第二天清晨，我揉著眼睛从床上爬起来，一眼就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攥著那条狗绳，怔怔地望著，半天都没挪过脚步。 大黄狗不见了。 绳子还在，狗没了。 从那天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它。 我打心底里討厌那个好心提醒我们把大黄狗拴起来的乡人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他从我家门前经过，我都別过脸去不理不睬，心里憋著一股气。若不是他多嘴提醒，偷狗的人哪会那么轻易就把它抓走？也怪我自己，那天夜里睡得太沉，连一点动静都没听见，没能护住它。 一想到这里，心里就堵得慌。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嘆息。 后来每每见到中华田园犬，总恍惚觉得是我家的那只。模样深深印在心底，却再也寻不回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成了童年里一道轻轻的、挥之不去的遗憾。 --- 每天天刚蒙蒙亮，公鸡就会扯开嗓子啼鸣，一声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。这时候，大黄狗早已安安静静守在门口，等著我们开门。那时候它还在。 等我们一推开院门，它立刻哼哧哼哧地凑上来，尾巴摇得欢快，亲昵地往我身上扑。我总忍不住先蹲下来，摸摸它的脑袋，跟它嬉闹一会儿，直到母亲在屋里喊我，才恋恋不捨地起身，打开堂屋旁的鸡鸭栏。 鸡舍搭在上面，鸭窝安在下面。一打开门，小鸡和小鸭就嘰嘰嘎嘎地涌出来，兵分两路——一路钻过油菜花田的墙洞，一路奔向屋后的竹林，各自去找吃食。我则端著一个小瓷盆，跟在后面捡温热的鸡蛋和鸭蛋，心里满是小小的欢喜。蛋还烫手，攥在手心里，暖烘烘的。 捡完蛋，我就背上小小的背篓，上山去割猪草。 猪自然算不上我的伙伴。在我心里，它是以后餐桌上香喷喷的肉食，是我盼了许久的好东西。所以我总认认真真地割最嫩的猪草，把它餵得饱饱的，盼著它长得膘肥体壮，將来能好好解解馋。母亲说我馋，我不认。可心里知道，是真馋。 --- 至於那头大水牛，更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——第一任游泳老师。 只是它有个小毛病，一下水就先憋著力气拉一泡屎。吃过一次亏的我，学乖了。那次它刚下水，我还拉著它的尾巴，忽然水浑了，一股怪味冒上来，我呛了一口，爬上岸乾呕了半天。从那以后，每次都要等它在水里解决完了，水清回来，才敢小心翼翼地拉住它粗壮的尾巴，跟著它在水里慢慢扑腾，学著游泳。 大水牛並不属於我们一家，是好几户人家一起养的，轮流照看。可在它待在我家的那一年里，我总爱爬上它宽厚结实的脊背，安安稳稳地坐著，看远处的风景。它的背宽宽的、稳稳的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，像坐船一样。游泳游累了，就手脚並用地爬回它背上歇著，看著別的小孩只能抱著一根竹竿，在水里手忙脚乱地扑腾，心里別提多得意了。 我趴在水牛背上，他们抱著竹竿。我不用动，水牛自己会游。他们蹬半天还在原地。 嘻嘻。 大水牛的粪便，我也从不嫌弃。总是一捧捧捡回家，慢慢积攒起来，堆成了好大一堆。母亲怕味道散出去熏人，还特意用草蓆严严实实地盖在上面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粪肥，日后又会滋养田里的庄稼，陪著我们一家，熬过一季又一季的时光。 小时候不懂什么叫“循环”，只知道牛粪捡回去，庄稼长得好；庄稼长得好，猪就吃得饱；猪吃得饱，过年就有肉吃。一圈一圈，日子就是这么过的。 --- 这些不会说话的小伙伴，藏著我整个童年最温暖、最难忘的记忆。 大黄狗跑过山脊去接父亲，油菜花田里我和姐姐躺著晒太阳，鸡鸭嘰嘰嘎嘎涌出栏，水牛驮著我在塘里慢慢游——想起来，心里又暖又酸。 后来进城了。没有鸡鸭栏，没有猪圈，没有水牛，也没有大黄狗。 楼房的阳台上种过几盆花，养过一只猫。猫不认人，来去自由，不像大黄狗，你还没想它，它先想你了。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些小傢伙。 它们不会说话，可它们什么都懂。你高兴的时候它们围著你转，你难过的时候它们趴在你脚边，你出门它们送到路口，你回来它们第一个迎上来。 它们的一辈子很短。可在那短短的几年里，它们把所有的忠诚和欢喜，都给了你。 我有时候想，大黄狗被拴住的那天晚上，它知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？它安安静静让我拴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 它什么都知道。它只是不会说。 就冲这个，我记了它一辈子。 虽然我连它的名字都忘了。 拾遗?牙 牙口变了，日子也软了 这一天，在公园里跟朋友坐著聊天，他忽然一笑，我一眼就瞅见他上面两颗门牙有点往外突。我当场就笑了：“你这牙，是不是小时候甘蔗啃狠了？” 他一拍腿：“可不是嘛！” 就他这一拍，我突然想起我们这代人的牙。 说起来也怪，我们小时候烂牙齿的人真不多，大多一口牙还算齐整，就是几乎人人都有点往外翘，笑起来就特別明显。哪像现在的年轻人，一个个牙齿又白又齐，整整齐齐一排，看著就秀气。 后来我琢磨，这全是吃出来的。 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软乎乎的零嘴，全是些硬邦邦的玩意儿。 啃包穀是抱著整根棒子直接开啃，啃的时候还盯著別人，生怕比別人慢！一排一排啃得乾乾净净，啃完的棒子白花花的，一粒不剩。剩了，你看你会不会被打？ 吃甘蔗是也是从头嚼到尾，一口咬下去，撕下一长条，使劲扯、使劲嚼，嚼得汁水顺嘴角流，嚼剩的渣子干松松吐出来。 炒胡豆、炒豌豆抓一把往嘴里丟，没有谁捨得去壳，嘴里嘎嘣嘎嘣嚼得满屋子响，嚼碎了才捨得咽。 吃肉更是连骨头都捨不得扔。狗在边上，尾巴摇园了也不丟给它，只等大人把骨头敲碎了，我们凑上去吸骨髓，吸得滋滋响。吸完了还不够，恨不得连碎骨头渣都要嚼一嚼，嚼烂了咽下去，恨不得一点油星都不剩。狗见了都流泪！ 那时候吃东西，是真的用牙在拼。天天啃、天天嚼，頜骨都练宽了，牙齿自然长得开，很少挤得歪歪扭扭。就是咬得狠了，大多有点往前突，笑起来一排牙往外衝著，像要把日子咬住不鬆口似的。 牙好，嘴上也硬气。 那时候跟人急眼了，嚷一句“老子咬死你”，那是真能咬的，很有可能真的要咬死你。那一口下去，胳膊上立马一排青印子，几天都消不下去。被咬的哭，咬人的也哭，大人来了各打一顿，第二天又凑一块儿啃甘蔗去了。 现在也说“咬死你”，那是打情骂俏，牙轻轻碰一下，连个印子都不留，咬完了两个人还要笑半天。 牙软了，话也软了。 那时候谁懂什么矫正牙齿啊。牙能啃动甘蔗、咬得动胡豆、嚼得动粗粮，那就是好牙。大人不会管你突不突，只要不疼、能吃饭，万事大吉。 等到自己有了孩子，完全不一样了。 孩子牙齿刚有点不齐，我们立马就带著去做矫正，生怕长歪了不好看。直接就花了一万三，可心疼死我了。 现在的孩子吃得也太精细了。米饭软，麵条烂，水果削了皮切成小块装盘里，肉都是剔了骨的，连坚果都打成粉末冲水喝，根本用不著牙使劲。牙是轻鬆了，可劲儿没处使，牙齿反倒容易长不齐。矫正牙的娃越来越多，都成了稀鬆平常的事。 生活是真的越来越好了。软了，细了，讲究了。 我们那代人的牙，带著一股子野气，是啃甘蔗、啃包穀、啃骨头练出来的。不算精致，往外翘著，但特別结实，咬什么都咬得住，说咬你，就真能咬。 现在孩子们的牙，整齐白净，一排排亮闪闪的，看著就舒服。说咬你，那是撒娇。 有时候照镜子，看见自己这口有点外突的牙，反倒觉得亲切。 那不是不好看，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样子。实实在在、粗粗糙糙，却又香香甜甜的日子，全在这一口牙上了。 拾遗·姐姐的碎片时光 姐姐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生的，属牛。母亲说牛是力气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灶台前添柴，火光映在脸上，一明一灭的。那是母亲少有的、带著笑说起我们三个的时刻——哥哥属猪，姐姐属牛，我属龙。母亲说，猪是福气，牛是力气，龙是天气，三个娃儿凑在一起，啥都不缺。 我最早记得的，只有红薯窖外透进来的那一缕月光，那五级台阶，新泥的味道，还有汤圆。那时候太小，不记得当时有哥哥，也不记得有姐姐。 她比我大四岁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带著喘。稍微受凉就咳得喘不过气，嘴唇发紫，整夜整夜睡不好。乡下的土方子试遍了，没用。 七岁那年，父亲把她带走了。 那时新屋刚修好不久。院子里那棵梨树刚种下，土还是新翻的，湿漉漉的。父亲就要回彭水山里上班。他是全科医生，卫生院离不开他。父亲说，山里气候温润，比乡下养人，我带她去。 母亲没说话，只是把姐姐的换洗衣服叠了又叠，塞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。姐姐抱著母亲的腿哭，不肯走。母亲蹲下来，拿袖子擦她的脸，说：“跟爸爸去，把病养好了再回来。妈妈、哥哥和弟弟在家等你。” 姐姐被父亲抱起来，趴在父亲肩上，脸朝著我们，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。母亲站在院门口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手攥著围裙，攥得指节发白。我躲在母亲腿后面，偷偷看姐姐。哥哥站在我旁边，没说话，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搭得很紧。 父亲抱著姐姐走下山樑。姐姐的脸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白点，消失在竹林后面。 那棵梨树就留在院子里。刚种下，还没我高。 姐姐走后，母亲病了一场。不是身体上的病，是心里头的东西压得太久了。后面的事，我不记得了。不是不想记，是脑子自己把它挖走了。那段日子像被人从我脑子里整块切走了，切得乾乾净净，连切口的疤痕都不留。我只知道后来是婶婶和乡亲把母亲救下来的。 母亲被救下来之后，被父亲接去了彭水治疗。我和哥哥没有跟去。么爸来家里照看我们。那段时间怎么过的，吃了什么，睡了哪里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哥哥带著我，漫山遍野地跑。 母亲从彭水回来之后，身体慢慢好了。姐姐没有回来，继续跟著父亲在彭水调理喘病。 山里的气候確实养人。姐姐的喘病一年年见好。她每年隨父亲回来探亲一两次，住几天又走。回来的时候，她总拉著我去看那棵梨树。树长得比她高了，枝杈也伸开了。她伸手摸树皮，从下往上摸，摸得很慢。有一年梨树掛了果，青疙瘩掛在枝头，她仰著头看了很久。可没等到熟，她就又跟父亲走了。 姐姐十岁回来的，终於不用走了。但她和村里的孩子不熟悉，身体虽好些，仍然比同龄人差很多。她上小学了。 我和她的时光是这样的：我起来，她上学去了；我玩累了回来，她坐屋檐下做作业。 偶尔只和我去油菜花田里晒太阳。农活她基本上做不了，倒是我偶尔能扳苞谷、挖花生。 她不学习时，就默默坐在屋檐下，能坐一整天。我偶尔也会蹲在边上，扒拉土里的地牯牛，看著蚂蚁在那个漏斗状的小沙穴里使劲想爬出来。 我也曾经起了个大早，悄悄跟在她后面去上学。看她慢慢走过山坡，走过田坎。有时风大，我真怕她又被风吹跑了。看著她进教室，悄悄跟进去，別的女孩问她后面这小孩子是谁，她才发现我跟来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跟老师说，在办公室玩了一天。下课就看姐姐站在土操场边看別人翻花绳、踢毽子、跳绳。 后来父亲调回来了，就又带走姐姐进城读书去了。 农转非那年，我七岁一年级，姐姐十一岁五年级，哥哥十六岁高一。一家五口，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，又凑齐了。 防疫站两张床。哥哥睡一张，我和姐姐睡一张。他不回来住的时候，我就睡他的床。姐姐和我挤在一起，她的脚冰凉，总往我这边伸。我往里挪，她跟过来。挪到墙根没处挪了，就让她搁著。 搬到卫生局家属大院后，房间多了些。姐姐单独一间屋一张床，哥哥和我睡一张。他偶尔周末回来，我们就挤在一起。 后来母亲染上肺结核，住院了。 那天父亲把诊断报告递给姐姐。姐姐接过去，看了很久，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那时候哥哥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看著姐姐，姐姐也没说话。我们两个人就那么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明白了。 从那天起，厨房是姐姐的。她踩著板凳才能够著灶台。父亲买了那本红皮菜谱，她放在灶台角上，炒菜的时候看一眼，翻一页。 我负责打下手。剥蒜，择菜，洗锅，跑腿。哥哥周末回来，偶尔也进厨房。他不会炒菜，就蹲在后阳台逗小兔子，蹲得远远的。姐姐也不管他，只在做好时才叫一声。哥哥也不恼，站起来，靠在门框上，看著姐姐忙。更多的是看一会儿，就出去了，连饭也不吃。 那段时间，姐姐在復读。刚进城的学校在山上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爬山。三年的坡路，一天两个来回，把姐姐剩下的那点病根，一步一步走没了。 母亲住院那段时间，我们每周去医院看她。传染科不让进病房，我们就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一楼那扇窗户。母亲推开窗，戴著口罩，冲我们摆手。她瘦了很多，但眼睛是亮的。姐姐仰著头，把手举得高高的，喊：“妈——我会做白糖青椒了——”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哥哥回来了几天。他站在姐姐旁边，没喊。他只是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朝母亲挥了挥。母亲在窗边比了个大拇指，又摆手让我们快回去。 回去的路上，姐姐走在前面，哥哥走在最后。我夹在中间。三个人，谁也不说话。走著走著，哥哥就又不见了，我习惯了。 那天晚上屋里没开灯，只厨房亮著一盏昏黄的灯。姐姐站在灶台前，锅铲碰著铁锅叮叮噹噹地响。 她把青椒切成不规整的丝，油热了倒进去，刺啦一声，辣味一下子冲满了小屋子。她翻炒得很快，青椒渐渐软下去，表皮泛起一点焦斑。 盐是隨手捏的，最后临出锅，她抓了点白糖撒进去，快速翻了两下就盛进白瓷碗里。 菜端上桌，甜和辣混在一起，很简单，也很实在。就像那天晚上的日子，没什么花样，却暖得人心里发沉。 我们二个围著桌子等父亲。门开了，父亲进来，哥哥跟在后面。 父亲夹了一筷子青椒，嚼了很久，说：“微甜解辣，咸甜適口，成了。” 姐姐端著碗，低下头，扒了一大口饭。哥哥坐下来，夹了一筷子，嚼了嚼，没说话。吃完又夹了一块。 窗外黑了，厨房的灯黄黄的。蛾子绕著灯泡飞，影子在墙上晃。那本菜谱合著，搁在灶台角上。 那口饭里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。 后来哥哥又走了。怎么走的，跟父亲爭执什么，我不记得了。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，他的床空著。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搁在被子上。跟那年从乡下醒来时一模一样。 姐姐倒是一直在。她在这边读完了书，身体也彻底好了。后来嫁了人，日子平平淡淡。逢年过节回来，还是她掌勺。 我们姐弟感情深，大概就是从母亲住院那阵子，从她踩著板凳炒菜那阵子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 她一直都在。哥哥走了，她没走。我当兵走了，她也没走。她守著父母，守著她的老实丈夫，守著她的孩子，守著那个灶台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买菜常忘了找零，姐姐就不让她买了，自己下班绕路去菜市场，拎著大袋小袋回来。父亲腿脚不利索了，她扶著他下楼晒太阳，走几步就停下来等他。 她这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家。不是走不了，是不走。 那棵梨树，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它。 姐姐五岁那年，梨树种下，她走了。后来她回来探亲，和梨树一起长高。再后来我们全家进了城，那棵梨树就留在了老屋的院子里。听说后来买我们老屋的人把它砍了，当柴烧了。 但姐姐吃到过它的果子。有一年探亲正好赶上梨熟，母亲从树上摘下最后一两个，分给我们三人——母亲、姐姐、我。好甜。 种树的人没吃到。照看它的姐姐，等了那么多年，也只分到那一口。哥哥一口也没有吃到。 那一口甜，她记没记著，我不知道。 我只知道，这么多年过去，逢年过节她还是站在灶台前掌勺。青椒的香味飘过来，我就想起那个晚上——父亲说“成了”，姐姐低下头，扒了一大口饭。 那口饭里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。 拾遗·外人 哥哥是一九六八年年底生的，生在龙凤场隔壁乡的深山里，属猪。 那年父亲二十四岁，在彭水山里当赤脚医生。他把家安在那个地方，不是为了自己。父亲的生母——我们的奶奶——早在五九年就饿死了，留下父亲和同母异父的么爸。后来么爸被人收养，收养他的人家就在龙凤场隔壁的乡下山里。父亲把家安在那儿，想著自己常年在外行医，新婚的妻子能就近照应这个可怜的弟弟。他是哥哥，哥哥照顾弟弟，天经地义。可他那时候能做的，也不过是把家安在么爸附近，给那份手足情留一个能相互守望的念想。 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。一九七一年，父亲二十七岁，离婚。哥哥跟著生母走了。那年他三岁。 三岁的事，他大概不记得了。但有些东西，不是用脑子记的。他被从那个家里带走的时候，父亲在彭水山里，母亲——他的生母——带著他走了。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。他后来一辈子都在跟“欠”这个字较劲，根子大概就埋在那儿。被带走的人，总觉得自己是被丟掉的那一个。被丟掉的，就不敢再欠任何人。 一九七二年，父亲和母亲结婚。母亲十九岁。她嫁过来的时候就知道，丈夫有过一段婚姻，外面有一个三岁的孩子。她什么都没说。没过多久，哥哥从生母那里送过来了，四岁。他叫母亲“妈”还是什么都不叫，没人告诉我。但他来了，母亲就养著。 那时候父亲还在彭水。一年探亲假二十天，算上路途，真正在家的日子不过十四天。家里就母亲、哥哥。后来姐姐出生，再后来是我。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，在村里从不让人。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，或在田间地头故意刁难，她几句话就顶回去。泼辣，硬气，像一株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野草。可到了哥哥面前，她的稜角全收起来了。不是怕他，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。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。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，就只能一直给。 哥哥从小不缺钱。父亲觉得自己常年在外，亏欠了这个儿子。母亲觉得自己是后娘，更该大方。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使劲，使劲的方式就是给。他要多少给多少。他不知道母亲在酒厂洗酒瓶手上长满冻疮，不知道母亲在猪棕厂手上起血泡，不知道母亲在印刷厂浑身油墨染上咳嗽。他只知道开口就有。我和姐姐不一样。我们从小没有零花钱。不是父母不给，是我们知道不能要。这个家里，有些东西是留给哥哥的。不是父母偏心，是我们自己看懂的。 他十二岁那年，母亲病重，父亲把她接去彭水治疗。姐姐早就被父亲带去彭水养喘病了，家里只剩我和哥哥。么爸从xz回来探亲，照看我们。 那段时间怎么过的，吃了什么，睡了哪里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哥哥带著我，漫山遍野地跑。他放学回来，把书包一扔，就带我去田埂上、去竹林里、去溪沟边。他不怎么跟我说话，但他的手一直攥著我的手腕。过田坎的时候攥得特別紧，紧到疼。我没挣，也没说。我们兄弟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 有一回哥哥犯了错。么爸让他去打猪草，他背著背篓出去，跟村里的大孩子打了一下午牌。回来的时候，背篓里下面垫著树枝，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草，看著满满当当，一扒就露馅。么爸没骂他，只是让他站在院子里，不许动。 我端著碗在门槛上吃饭。夕阳照在院坝里，哥哥站在那儿，脸上的汗一颗一颗往下淌，嘴唇乾得起了皮。我夹了一筷子菜，跑过去，踮起脚往他嘴里塞。他愣了一下，没张嘴，眼睛往么爸那边瞟。么爸走过来，把我碗收了，说你也站过去。 我就站过去了。站在哥哥旁边。他站著，我站著。他不动，我不动。 站了一会儿，腿酸了，不敢走。偷偷拉了一根小板凳过来，坐在哥哥腿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尿憋不住了，也不敢走。摸了个空碗，背过身去，接了一碗尿，搁在凳子底下。哥哥低头看了一眼，嘴角抽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么爸在屋里看见了，背过身去，肩膀抖了抖。 那天晚上，哥哥躺在床上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以后別跟我一起站。” 我说：“哦。”翻了个身，睡著了。 我那时候三岁。不知道什么叫罚站，什么叫连累。只知道他站在太阳底下，一定渴了，一定饿了。我碗里有菜，我就夹给他。 后来母亲从彭水回来，身体慢慢好了。姐姐没有回来。没过多久，哥哥就被他生母接走了，去那边上初中。怎么接的，哪天走的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有一天醒来，我问母亲，哥哥到哪玩去了。母亲说，去他妈妈那边了。我说我也去。母亲说很远，找不到人的。 从那以后，家里就剩我和母亲两个人。白天她在田里，我在田埂上。晚上她坐在灶台前，我趴在门槛上看蚂蚁。有时候忽然觉得身后有人，回头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慢慢习惯了。习惯姐姐走了，习惯哥哥走了。我把那些空出来的位置，一个一个忘了。 一九八四年，全家农转非进了城。那年我七岁，姐姐十一岁，哥哥十六岁。一家五口，挤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，又凑齐了。 防疫站的客厅里摆著两张床。哥哥睡一张，我和姐姐睡一张。他不回来住的时候，我就睡他的床。他的床单总是整整齐齐的，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方块，枕头搁在被子上。我躺在那张床上，床很宽，空荡荡的。我躺在这边，那边空著。 父亲调回来了。他心里有个窟窿。哥哥的童年，他几乎全错过了。三岁父母离婚，四岁到后母身边，生母远了，父亲更远。等他调回来的时候，哥哥已经十六岁了。高高瘦瘦，眉眼里有父亲的影子，可那影子是冷的。父亲想补。他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说，他只会做。 他教哥哥写字。父亲的字是全县出了名的好。卫生局写標语、写会標，全找他。他坐在桌前，铺开纸，笔落在纸上，一笔一划，稳稳噹噹。哥哥站在旁边看。父亲写一个字，讲一笔。哥哥照著写，写完了拿给父亲看。父亲不说话，拿过笔，在边上写一个同样的字，搁下笔，起身走了。哥哥就盯著那两个字看——一个自己的，一个父亲的。看著看著，就知道差在哪了。后来哥哥的字也写得好，参加工作以后，领导一看他的字就记住了他。那是父亲一笔一笔教出来的。 还有写文章。父亲在卫生局管人事，常年写材料。哥哥放学回来，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拿一份自己写的公文让他看。看完问他：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？哪句是废的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写？哥哥说，父亲听。听完也不评价，只是把自己写的摊开，让哥哥比。慢慢的，哥哥的文章也练出来了。后来他在单位写材料，领导说这小子笔头硬，是个人才。那是父亲一字一句磨出来的。 可父亲只会教这些。他不会问哥哥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，不会问哥哥心里想什么，不会问哥哥还记不记得三岁以前的事。他只会铺开纸，拿起笔，写一个字，让哥哥照著写。 母亲也在补。 哥哥在外面打架，把人打伤了。人家找上门来，母亲赔钱，赔礼，一遍一遍说好话。回来也不骂他，只是把饭菜热在锅里。哥哥回来了，母亲说饭在锅里。哥哥不吃，直接回屋。母亲把饭菜端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用碗扣著。第二天早上，碗还在桌上，饭菜凉透了。 她在村里的时候泼辣硬气从不让人。可到了哥哥面前，她所有的锋芒都收起来了。不是怕他，是怕別人说后娘亏待孩子。怕自己真的亏待了孩子。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够，就只能一直给。 哥哥读的是乡里的中学，住校。母亲每个月坐长途车去学校看他。那种老式的大巴车，走的都是山路，单程两个多小时。母亲晕车，每次回来脸都白得像纸，要在床上躺半天才缓得过来。但她从不落下。带著换季的衣服，带著她在小菜园里种的菜、攒的鸡蛋，带著父亲从嘴里省下来的生活费。回来的时候，背篓里装著哥哥换下来的脏衣服、脏床单。母亲一件一件洗乾净，晾乾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下个月再带去。 他常有零花钱。我不知道钱是哪来的——大概是母亲塞的，怕他在外面饿著。但他不饿。他有钱去混，有钱在外面吃饭，有钱跑老远的同学家去玩，几天不著家。 母亲问过。哥哥刚回来那天，母亲把饭菜端上桌，坐在他对面，看著他吃。哥哥闷头扒饭，筷子动得快，眼睛盯著碗。母亲说：“这几天去哪了？”哥哥不吭声。母亲又说：“你爸找了你几天。”哥哥还是不吭声，把碗一搁，起身回屋了。门关上的声音不大，但很乾脆。母亲坐在那里，看著那扇关上的门，坐了很久。碗里的饭凉了，她没再动筷子。 后来她还是问。每次哥哥回来，母亲都会问一句：“吃了没有？”哥哥有时候应一声，有时候不应。应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字：“吃了。”或者“没吃。”多一个字都没有。母亲就起身去厨房，把热在锅里的饭菜端出来。哥哥吃完，碗筷一搁，又走了。 父亲也问过。他问的方式不一样。哥哥在屋里躺著，父亲走进去，站在床边，站一会儿。然后说：“工作的事，你自己有什么打算？”哥哥侧过身，面朝墙。父亲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出去了。下次还问。换一种问法。“你字练得怎么样了？”哥哥不说话，父亲就铺开纸，拿起笔，写一个字。写完，笔搁下，走了。纸上那个字，墨跡还没干。 他们不是不问。是哥哥根本不回答。他把所有的问话都挡在外面，像把母亲热好的饭菜晾在桌上一样。不是父母不关心他，是他不让这份关心落下来。不是父母不问他，是他不回答。不是父母不关心他，是他不让这份关心落下来。 后来母亲就不问了。不是不想问，是每次问完，哥哥那扇门关得更紧。她怕自己再问下去，他连饭都不回来吃了。所以她不问了。她把话都换成了別的东西——热在锅里的饭菜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，坐长途车送去学校的换季衣服。她没读过书，不会写字，不会讲道理。她只会做。她以为做多了，哥哥总有一天会看见。可哥哥不看。 父亲也不问了。他把话换成了字帖，换成了公文稿，换成了铺在桌上让哥哥比对的那些一笔一划。他也不会说。他们两口子，一个不会说，一个不会写，只会做。可哥哥最不想要的，就是別人为他做任何事。做了，他就欠了。他不要欠。 所以他们做了那么多，哥哥一件都没看见。不是看不见，是不敢看。看了，就欠了。看了，就要承认这个女人是他母亲，这个男人是他父亲。他还没准备好。 后来哥哥高中毕业了，没考上大学。 正好有个学校招生，学成之后包分配工作。父亲听说了，四处找人。他在卫生局管人事，认识的人多，可他从不求人。那一次他求了。一个一个电话打，一家一家门敲。母亲也跟著跑，提著家里攒的鸡蛋，去找那些能说上话的人。 可哥哥不见了。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。父亲打电话，找不到人。母亲去他常去的地方找，找不到人。那几天父亲像老了十岁。他坐在客厅里，一根接一根抽菸。母亲进进出出，脚步越来越急。报名期限一天一天近了。父亲又去找人，求人家再宽限几天。期限最后那天，父亲在招生办门口站了一下午。人家下班了，灯灭了，门锁了。他站在那儿，看著那扇关上的门，站了很久。 哥哥回来了。就在报名截止之后第二天。 他不知道从哪个同学家玩够了，推门进来，脸上还带著笑。父亲坐在客厅里，茶几上搁著那包烟，菸灰缸满了。他抬头看了哥哥一眼，没骂。只是说：“招生结束了。” 哥哥愣了一下。然后说：“哦。” 就一个字。哦。 父亲说：“我找了很多人，求了很多人。名额给你留了，留到最后一天。你没回来。” 哥哥没说话。 父亲说：“那批人全分配了工作。你要是赶上，毕业就有单位。现在没了。” 哥哥还是没说话。他脸上那点笑还没完全褪下去，就那么僵在嘴角。不是愧疚，不是后悔。是无所谓。是真的无所谓。 父亲站了起来。 他不是要打他。他只是想走近一点，想看看这个儿子的眼睛，想从那双眼睛里找到一点什么——一点在乎，一点著急，一点“爸，我错了”的影子。可他什么也没找到。 然后父子间起了爭执。怎么起的，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动静很大，然后哥哥跑了。仓皇的。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 父亲没有报警。没有验伤。没有告诉任何人。 肩膀伤了。左肩。后来肩膀一直不利索，抬胳膊费劲，阴天隱隱地酸。他没去医院。自己是医生，知道没伤著骨头，是筋。筋伤了得养。內退以后，他自己锻炼，自己治疗，慢慢好了。 这件事，他从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不是藏著掖著。是他知道，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不管以什么方式，哥哥这辈子就没法做人了。不是法律上没法做人，是在这个家里，在亲戚面前，在知道他名字的所有人面前，他永远是一个对父亲动过手的人。父亲不愿意。他寧可自己扛著，也不让儿子背上这个。 后来哥哥去了生母那边。怎么去的，我不记得了。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，他的床空著。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搁在被子上。跟那年从乡下醒来时一模一样。 我去问母亲。母亲在灶台前炒菜，没回头。她说：“去他妈妈那边了。” 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站了很久。母亲炒完一盘菜，盛出来，放在灶台上。然后转过身，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里有什么，我读不懂。她没说別的，只是把菜端到桌上，喊我吃饭。 从那以后，我一个人睡那张床。晚上躺下来，胳膊搭过去，那边空著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那边还是空著。 拾遗·衣锦还乡 这件事，发生在初二结束前的分班考试前夕。 哥哥忽然回来了。喊我去水库游泳。 他平时不怎么带我玩。从来不。他走前面，我跟后面，过田坎的时候攥著我的手腕，攥得特別紧。但他不叫我，不喊我一起去做什么。他在这个家里，像个客人。我睡过他的床，穿过他女朋友买的毛衣，在他被罚站的时候餵过他一口菜。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喊过我。那天他忽然开口了。他说，走，去水库游泳。 我把书一合就跟著他走了。 不是想去游泳。是想跟他待著。想他带我玩。想他像小时候攥著我手腕过田坎那样，再带我一次。哪怕我知道他到了地方可能就把我丟在一边，我还是去了。因为我怕这次不去，他就再也不会喊我了。 到了水库，他和朋友跑去深湾玩，把我一个人丟在浅水区。我脚抽筋，呛了水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抱著浮竹爬回岸上，喊了许久没人应，自己走回家。他回来发现我不见了，慌神，让朋友来家里打探。见我安好，到家后毫无关心，反倒责怪我不告而別。 我没解释。没说我差点淹死，没说我在浅水区喊了他多久。我只是低著头，心里还有没散的恐惧，也说不出那句“我差点死了”。 分班考试如期而至。我没复习好，状態浑浑噩噩。转眼初二期末考试，考前一天我突发高烧，昏昏沉沉撑到考场，考了第四十一名。快班只收四十人。本该排第四十名的同学转学走了，我理应顺位补入，却被第四十二名顶了名额。我就那样落入了慢班。 我从来没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写过。写水库那次，写在《拾遗·哥哥》里。写分班那次，写在別处。两件事隔著章节，像隔著那一年。 后来母亲染上了肺结核，住院了。 那天父亲把诊断报告递给姐姐。姐姐接过去，看了很久，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从那天起，厨房是姐姐的。她踩著板凳才能够著灶台。父亲买了那本红皮菜谱，她放在灶台角上，炒菜的时候看一眼，翻一页。 我负责打下手。剥蒜，择菜，洗锅，跑腿。 哥哥周末回来，偶尔也进厨房。他不会炒菜，就蹲在后阳台逗小兔子，蹲得远远的。姐姐也不管他，只在做好时才叫一声。哥哥也不恼，站起来，靠在门框上，看著姐姐忙。看一会儿，就出去了。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个画面。他靠在门框上，一只脚在里头，一只脚在外头。看一会儿，就走了。他一直是这样的。一只脚在这个家里，一只脚在外面。隨时准备走。 我们每周去医院看母亲。传染科不让进病房，就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二楼那扇窗户。母亲推开窗，戴著口罩冲我们摆手。姐姐把手举得高高的，喊：“妈——我会做白糖青椒了，你回来，我炒给你吃——” 哥哥站在姐姐旁边，没喊。他只是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朝母亲挥了挥。就挥了挥手。那是他能给出的全部了。 回去的路上，姐姐走在前面，哥哥走在最后。我夹在中间。三个人谁也不说话。走著走著，哥哥就又不见了。我习惯了。 那天晚上屋里没开灯，只厨房亮著一盏昏黄的灯。姐姐站在灶台前，锅铲碰著铁锅叮叮噹噹地响。 她把青椒切成不规整的丝，油热了倒进去，刺啦一声，辣味一下子冲满了小屋子。她翻炒得很快，青椒渐渐软下去，表皮泛起一点焦斑。 盐是隨手捏的，最后临出锅，她抓了点白糖撒进去，快速翻了两下就盛进白瓷碗里。 菜端上桌，甜和辣混在一起，很简单，也很实在。就像那天晚上的日子，没什么花样，却暖得人心里发沉。 我们二个围著桌子等父亲。门开了，父亲进来，哥哥跟在后面。 他坐下了。夹了一块肉，嚼了嚼，没说话。吃完又夹了一块。 那块肉他嚼了很久。 后来哥哥在生母那边安顿下来了，找到了工作。他一手好字，一笔好文章，很快在单位脱颖而出。那是父亲教他的。他从这个家拿走的东西，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底气。 再后来，他回来过一次。带著女朋友。 那是个很温柔的人。说话轻声细语，眉眼间满是善意。她把家里给她的打发钱，没有留著自己用，而是给我买了一件新毛衣——工业织的，不是手工打的。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崭新的成衣毛衣。她笑著说，买大了一码，我还在长，能多穿几年。 哥哥站在旁边，看著他的女朋友把属於她的打发钱，变成了他弟弟身上的新毛衣。他没说话。 他大概是觉得自己衣锦还乡了。有工作了，字写得好，文章也硬，领导赏识。有女朋友了，温柔，懂事，带得出手。他觉得这次回来，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可以不再是那个欠这个家、欠父母、欠弟弟妹妹的人了。 可他站在那间屋子里，看著女朋友把打发钱递给我，看著姐姐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看著母亲把热好的饭菜一碗一碗端上来，看著父亲坐在沙发上抽菸不说话——他忽然发现，他还是那个外人。 姐姐炒的白糖青椒，他吃了。可他不知道那盘白糖青椒是怎么来的。不知道姐姐踩著板凳才能够著灶台，不知道那本红皮菜谱翻得起了毛边，不知道母亲住院那段时间，这个家是姐姐撑起来的。他只知道吃。吃完了，还是不知道。 母亲把饭菜热在锅里。他吃了。可他不知道母亲坐三个小时长途车去学校看他，晕车回来脸白得像纸。不知道母亲在酒厂洗酒瓶手上长满冻疮，在猪棕厂手上起血泡，在印刷厂浑身油墨染上咳嗽。他只知道吃。吃完了，搁下碗就走了。 父亲教他写字，教他写文章。他学了，用得比谁都好。可他不知道父亲铺开纸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不知道那些一笔一划里，藏著一个不擅长说话的父亲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。他学完了，走了，用那些东西去奔自己的前程了。 他以为他衣锦还乡。可他站在那间屋子里，还是那个靠在门框上的人。一只脚在里头，一只脚在外头。看一会儿，就走了。 他这辈子，就是在跟“欠”这个字较劲。他不要路，路是別人指的。他不要字，字是父亲教的。他不要毛衣，毛衣是女朋友买给弟弟的。他寧可什么都不要，也不欠任何人的。可他不知道，他欠的从来不是钱，不是路，不是字。是他站在这个家门口，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外人。是父母做了那么多，他一件都没敢看。是姐姐炒的白糖青椒，他嚼了很久，还是没咽下去。 那件毛衣我穿了好几个秋冬。后来穿旧了，起了球，还是捨不得扔。 不是捨不得毛衣。是捨不得那份，他给不了、她却给了的温柔。 他后来还是和她走散了。我有时候想，他大概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跟她说了——错过招生，跟父亲爭执，仓皇逃走。他把最狼狈、最不堪的东西全摊在她面前。那是他这辈子最勇敢的一次。但勇敢完了，他还是缩回去了。他给不了她想要的安稳。他连自己都稳不住，怎么稳別人。 他走了以后，那张床空了很久。 后来搬了几次家，那张床早就不在了。但我还记得躺在上面的感觉。床很宽，空荡荡的。我躺在这边，那边空著。 那个空著的位置，是他的。 他一直都在那边。从一九七二年起，从母亲嫁过来那天起，从他被生母送过来、四岁、叫了第一声“妈”或者什么都没叫的那天起。他就在这个家。他攥过我的手腕，背过我走过夜路。他被罚站的时候，我餵过他一口菜。他走的时候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 他从来没说过什么。我也没说过。我们兄弟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 但那个空位置一直在那儿。没人去填。 但那个空位置一直在那儿。没人去填。 他这辈子，都是这个家的外人。 母亲的谋生路 1972年8月8日，嫁给父亲。 小时候在村里，母亲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田埂上有她弯腰插秧的身影，晒场上有她扬场的模样。播种、施肥、收割，她总比旁人麻利。那双布满薄茧的手，撑起家里一片天，让清贫的乡村岁月里，我们总能吃上一口饱饭。 后来为了让我们姐弟能有更好的读书条件，一家人农转非进了城。没了庄稼可种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剩父亲一个人的工资。一家五口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。父亲本是个念旧的人，老屋是他一辈子的积蓄，是他的根。可看著嗷嗷待哺的我们，看著日渐拮据的家境，他终究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把老屋卖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看见父亲独自坐在墙角抽菸，眉头拧成一团，眼底满是不舍与无奈。若不是这笔卖老屋的钱撑著，那段日子，真不知怎么熬过来。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让我们能吃好一点、穿暖一点，母亲决定出去找工作。於她而言，这从来不是“选择”，是没有別的办法。 母亲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酒厂洗酒瓶。 进城那年，刚好是深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河水刺骨。父亲託了好几层关係，才给母亲找来这份看似“安稳”的活计。酒厂的酒瓶堆积如山，母亲每天坐在冰冷的水池边，一遍遍地擦、一遍遍地冲。刺骨的冷水顺著指尖钻进骨子里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没干几个月，母亲手上就长满了冻疮，红肿、开裂，有的地方渗著血丝。晚上痒得睡不著，白天一沾水就钻心地疼。我们给她买了当时最管用的百雀灵，可天天泡在冷水里，再好的药膏也顶不住，家里有再好的医生，父亲也没有了用武之地。那些冻疮反反覆覆，始终不见好。 父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再也不忍心让母亲遭这份罪，四处托人，给她换了一份工作。 第二份工作，在猪棕厂。 比起酒厂的冰水，这里的水是温热的，不用再受冻。母亲起初还暗自庆幸，以为能轻鬆点。可她没想到，猪棕粗糙坚硬，分拣、加工全靠一双手。指尖被磨得通红，时间长了，手上起了厚厚的血泡。血泡破了又结，结了又破，到最后整个手肿得像馒头，连握东西都费劲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也从没抱怨过一句，每天照常早早起床，拖著肿胀的手去上班。 父亲心疼得不行，又想办法给她换了工作。 第三份工作，在印刷厂。 具体干了多久，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些日子，母亲每天回到家，浑身都沾满黑色的油墨，连脸上、头髮上都是一层薄薄的黑灰。擦脸的毛巾，擦完黑乎乎一片，洗都洗不乾净。车间里瀰漫著刺鼻的油墨味，常年不见阳光，空气浑浊。母亲每天在里面待十几个小时，慢慢染上了咳嗽的毛病。每天深夜，我们都睡熟了，母亲却常常被咳醒。她怕吵到我们，就捂著嘴躲在角落里咳，一咳就是好半天，整个身子都在发抖。那颤抖的身影，像一根针，扎在父亲心里，也扎在我们每个孩子心里。冰糖雪梨天天熬也没有用。 父亲终究是不忍心，又一次给母亲换了工作。 这一次，母亲去了糖果厂。 比起之前，这份活计算是轻鬆的。每天和甜甜的糖果打交道，车间里飘著淡淡的糖香，母亲也渐渐有了笑容。她负责包装糖果，动作麻利，手脚勤快，深得厂里人喜欢。我们也替她高兴，以为这回能安稳干下去了。 可天不遂人愿。没干多久，下岗潮来了，糖果厂倒闭，母亲又失了业。 唉。生活的磨难，从来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。 下岗潮席捲而来，找工作愈发困难。母亲没有气馁，跟著人去挖河道、清淤泥。我曾特意去看过她。那时候镇上人口越来越多，生活污水、垃圾全排进河里，曾经清澈见底的小河，变得浑浊不堪，水面上漂著各种各样的脏东西，散发著难闻的臭味。刚进城那会儿，这条河里还有人洗菜、洗衣服，我母亲在酒厂洗瓶子的时候，还常去河的上游洗澡、摸鱼。那时候的水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如今，河早不是那条河了。我的母亲，就在这样脏、这样臭的环境里，弯腰挖泥、清理垃圾。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裳，身上沾满淤泥，一整天下来，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 河道挖完，母亲又找到一份活——卫生局要修新办公楼家属大院，她去工地上搬砖、挑水泥。工地上的活，都是男人干的。母亲从不示弱，和男人们一起搬沉重的砖块，挑起装满水泥的担子，一步步爬上高高的脚手架。阳光晒黑了她的皮肤，汗水磨破了她的肩膀，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。她从来没有喊过苦、叫过累，只是默默地扛著。 卫生局的办公楼修好后，局里缺一个照大门、管收发的人。领导看著母亲勤快、实在，又为了照顾父亲，便让她留了下来。这份工作相对轻鬆，每天开门、关门，收发信件、报纸，閒了还能帮局里的同事带孩子。母亲性子温和，对孩子们格外有耐心，孩子们都喜欢围著她转。那段日子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我们以为，这样安稳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。 可好景不长。照大门的工资太低，撑不起家里的开销。而照顾父亲的领导调走了——那领导很喜欢父亲这个部下，本想带他走，但父亲故土情节太重，没同意。后来的领导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不让母亲干了。 母亲便想著做点小生意。思来想去，她决定卖魔芋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把自家做的魔芋切成小块，清洗乾净，挑著担子走街串巷。可那时候城里人很少吃魔芋，生意並不好，常常一天下来也卖不完。为了不浪费，我们全家顿顿吃魔芋——炒魔芋、煮魔芋、凉拌魔芋。到最后，我们姐弟一闻到魔芋的味道就想吐。母亲看著我们，眼里满是愧疚，却也无可奈何。 后来，母亲又听说卖香菸能挣钱，和父亲商量开个小烟摊。父亲很支持，特意找人做了烟柜，又四处打听办菸草证的事。可烟柜做好了，菸草证却办不下来。下岗潮过后，政策优先给下岗工人办证，我们家是农转非，不符合条件。任凭父亲四处奔走、托人说情，终究没办下来。看著做好的烟柜，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眼里满是失落。她没有抱怨，只是默默把烟柜收起来，又去找別的出路。 最后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母亲听说医院的传染科缺清洁工人。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，没人愿意干。母亲去了。 传染科的病人都有传染病，清洁工作格外繁琐。每天打扫病房、消毒、处理垃圾，接触的都是带病菌的东西。那时候医护都没有什么防护，何况母亲一个临时工，更没有她穿的防护服，小心翼翼地干活，生怕自己被传染。可命运似乎总在和她开玩笑——没过多久，母亲染上了肺结核。 那时候，姐姐已经长大，也因为天天爬保合寺上学，身体变好了，但母亲绝对不敢回家修养，只能长期住院，生怕回来了，使给姐姐！於是家里的活全是她干，我打下手，父亲专门照顾母亲。姐姐照著父亲专门买的家用菜谱学做饭，练出了一手好菜。到现在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准是姐姐在厨房里忙活。姐姐后来嫁了人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但身体一直还好。我们姐弟感情深，逢年过节都是她掌勺。 而母亲得病的消息传开后——父亲管人事，向来按工作能力分配岗位，可有人走后门，领导让给那些能力不符的人安排好工作。正直的父亲不同意，违了领导的意，成了眼中刺。所以卫生局的同事们躲著我们一家，仿佛我们身上也带著病菌，浑身不乾净。那种被人孤立、嫌弃的滋味，想起来，心里还发寒。 就在全家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医院的院长得知了我们家的处境，也知道父亲在卫生局的难处，主动伸出了援手，並告之医疗费用可以慢慢付。他让父亲辞去卫生局人事科的工作，来医院当办公室主任，工资比之前高几十块钱。父亲本来在单位就孤立，感激不尽，立刻答应下来。 父亲调走后，卫生局的房子是要还回去。所以一等母亲病好之后，卫生局就要马上收回我们的房子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，我们只好搬到了医院山上的旧校舍里。那间校舍在山顶上，很简陋，四面漏风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就够了。 母亲病好后，不能再回传染科，便在医院其他科室打扫卫生。后来，整个医院山上的卫生，都归了母亲一个人。她每天早早起床，拿著扫帚、拖把，从山脚扫到山顶，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乾乾净净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直到退休。 如今，母亲老了。 那双曾经撑起整个家的手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麻利。可在我心里，母亲的手，依旧是世界上最温暖、最有力量的手。 她这一辈子，干过多少份工作，洗酒瓶、分猪棕、印书页、包糖果、挖河道、搬砖头、看大门、卖魔芋、扫厕所……吃过的苦，数都数不清。可她从没退缩过，从没抱怨过。她用自己的坚韧和付出，撑起我们这个家，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 那些艰难的岁月，那些母亲奔波的身影，深深刻在我心底。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回忆，也是我往前走，最坚实的力量。 我有时候会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糙得很，硌得我手疼。可我不鬆开。 小学低年级组1 一、丟手娟 记忆的褶皱里，总藏著些模糊却温热的碎片。就像清晨薄雾里的阳光，抓不住，却能真切感受到它的暖——那是关於一位女老师的温柔，藏在童年的丟手绢游戏里。 那是我家刚农转非进城插班读小学一年级，而我是她带的第一届，只带到了三年级。四到六年级是別的班主任了。 我记不清她的名字了，连模样都模糊了。只记得她蹲下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头髮会垂下来，扫在我手背上，有点痒。 丟手绢的时候，她总爱把手绢放在我身后，然后故意跑得很慢。我追不上就跺脚，她就停下来等我，笑著说：“快点跑呀。” 我摔破膝盖那次，她拿手帕给我擦，嘴里念叨“不疼不疼”。我那时候觉得，她的手好软。 后来我长大了，走过很多路，见过很多人，却再也没遇到过那样的温柔。它像一颗被埋在心底的种子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比如闻到肥皂香，或者听到熟悉的童谣，就会悄悄发芽，开出一朵温暖的花。原来有些温柔，不需要清晰的模样，不需要刻意的铭记，它早已融入骨血，成为我们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。 后来我学会了温柔。不是谁教的。是小时候有人这么对过我。 二、入城后的第一架 记得刚进城，像个小非洲黑人，乾瘦，被班里养尊处优的城里孩子看不起。 但那一架之后，地位就定了。 怎么打起来的，忘了。只记得我抓住他两条胳膊，脑袋顶住他胸口，往后一倒。他整个人压上来，死沉。边上的人全在叫——给他加油。 我一只手往他头上砸。不打脸，脸上留印子，头皮不会。疼是一样的。脚也没閒著，往他身上踢。他不知道，我这种农村孩子看著没肉，力气比他大得多。 班主任来了。她蹲下来拉他，嘴里说怎么欺负新同学。他爬起来，低著头不吭声。我躺在地上没动，浑身泥，確实像被打惨了。她是城里长大的，看不出门道。要是个农村姑娘，一眼就明白——被压在下面的那个，才是贏的那个。 他被批得最惨，还请了家长。理由：欺负刚农转非进城的乾瘦孩子，压在人身上，你看看这一身泥，打得多狠。 从那以后，小霸王跟我说话的语气变了。班里同学也敏感，不敢惹我了。但就是不带我玩。 我不在乎。 而我也因为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，身上长了肉，白了，倒是非常受班里女同学的喜欢。从小学到职高，身边的女同学都爱跟我玩。 三、不上学 80年代的小学，周四下午不上课是非常普遍的“时代標配”。 原因很简单： 政治学习、教师开会 那时候学校每周固定半天，老师要集中政治学习、开例会、备课，学生就统一放假。 很多地方就固定安排在周四下午。 不上文化课，但会安排： 大扫除 少先队活动 简单的兴趣小组（画画、唱歌、体育） 很多人印象里就是“不用上课、可以玩”。 周四下午不上学→回家打开电视→正好赶上《七巧板》→大脑把“周四下午”“不上学”“看《七巧板》”牢牢焊在一起，变成一辈子的记忆。 当时电视少，很多孩子挤在有电视的邻居家看，集体记忆更强。 后来《七巧板》併入《大风车》，周四档也跟著调整，但这段记忆一直留著。所以有的人说听说过大风车，不记得七巧板。 但它是我记忆里的“周四专属快乐”。 现在的小孩大概不懂了。 四、拜菩萨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可这件事，我確定是真的。 我们学校是原来的寺庙改成的。 破四旧那阵子，庙被砸了，菩萨被推了，改成了一所学校。我转学来的时候，学校已经开了好多年，可那些痕跡还在。花园里有坟，坟头长满了草，也没人管。庙里的菩萨也没搬走，就搁在校园的角落里，断手断脚的，身上落满了灰。 我们那时候小，不懂什么叫敬畏。课间没事干，就爬到菩萨身上去玩。骑在断臂上，从这头滑到那头，把菩萨当滑梯。有的菩萨断了一条腿，我们就从缺口钻进去，再从另一边钻出来。爬上爬下，嘻嘻哈哈，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 那些菩萨，断胳膊断腿的，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一句。 比有的老师慈蔼多了。 有的老师，你上课打个哈欠都要被罚站。可那些菩萨，不管你怎么折腾，他们都不吭声。就那么坐著，半闭著眼睛，嘴角好像还带著一点笑。我们爬上去的时候，他们托著我们；我们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也没甩我们下去。 现在想想，那大概是这所学校里，最温柔的一群“人”了。 有时候要考试了，学校各个年级都有去拜菩萨的学生。 不是一个人去，是一群一群地去。有的手里攥著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著“保佑我数学及格”；有的什么都不带，就站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也不知道在嘀咕什么。 我站在旁边看，心里想：他连自己的手脚都保不住，还能保你们学习进步？ 这念头不是后来才有的。那时候我就这么想了。 可我到底拜没拜过，现在记不清了。 大概是拜过的吧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反正拜一下也不亏，万一灵了呢？我们那边的人，什么事都讲究个“万一”。万一灵了，万一保佑了，万一走运了呢。 万一。 所以大概也跟著拜过。双手合十，闭著眼睛，心里默念几句。念什么不记得了，大概是保佑考试及格，保佑別被老师点名，保佑放学路上別摔跤。 菩萨要是真听见了，大概也懒得理我。他们连自己的手脚都保不住，哪还有閒心管我考试及不及格。 有一年，我们在教室里玩。 那时候的教室地面不是水泥的，是土夯的，坑坑洼洼，扫把一扫就扬起一层灰。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后面追著打闹，忽然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脚底下踩出了个洞。 我们低头一看，地面塌了一小块。 小孩子嘛，见了洞就好奇。有人伸手去抠，抠下来一块土，洞又大了一圈。其他人也围过来，你抠一下，我刨一下，越刨越大，越刨越深。 有人从外面捡了根棍子，往洞里捅，捅下去软绵绵的，像是捅到了什么东西。我们几个轮流刨，满头满脸都是灰，谁也不肯停。后来不知道是谁，从洞里掏出一块圆溜溜的东西，举起来一看—— 白的。 像个碗，又不像碗。上面有眼窝，有鼻樑，有牙齿。 是个头颅骨。 我们都把它拿在手里翻来復去的看，仔细的观察。你要问小孩怕不怕，小孩子可不怕这些，看了不到一分钟就又开始抢。有人一把抢过去，说“给我看看”，拿到手里顛了顛，觉得好玩，就往地上一扔。 咕嚕嚕——头颅骨滚了出去。 有人追上去，一脚踢开。骨碌碌，又滚得更远了。 就这样，从教室里踢到教室外，从走廊踢到操场。踢的人越来越多，围的人越来越多，到后来，一大群学生跟在后面追著踢，像踢球一样，谁也不肯让谁。都把我们刚开始的那一群小孩给挤到了边上，挤都挤不进去了 那头颅骨在操场上滚来滚去，沾满了灰，又被踢得鋥亮。 那群大孩子在那里玩得正欢，教室里吵，走廊上吵，操场上更吵，我们就在边上骂。老师们被吵得头疼，出来训斥：“闹什么闹！不上课了？” 然后他们看见了那个头颅骨。 老师们一下子变了脸色。 “我没豆腐，我没豆腐……”有的老师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叨个不停。也不知道他们念的是“阿弥陀佛”还是“我没豆腐”——反正听起来差不多。还有討嫌的学生在后面一路跟著学。哈哈哈...... 他们赶紧去找了一块红布，恭恭敬敬地把头颅骨包起来，捧在手里，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。大概是重新安埋了吧。在花园的哪个角落，或者学校后面的哪棵树下。 谁也没告诉我们。 后来班上的同学埋怨我们：“要不是你们几个先刨出来的，我们也能踢两脚。” 我们几个也不吭声，心里其实挺得意的。虽然嘴上没说，但那股“这事儿是我们干出来的”的劲儿，在肚子里憋了好几天。 现在想起来，那大概是我离“高僧”最近的一次。 不是跪在菩萨面前烧香拜佛的那种近。是把人家的脑袋从土里刨出来、当球踢了一下午的那种近。 那位高僧要是泉下有知，大概不会怪我。他在庙里坐了一辈子，大概也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。一群毛孩子追著他的脑袋满操场跑，踢得满头大汗，笑得前仰后合。 比香火还旺。 比敲木鱼还响。 我有时候想，那些断手断脚的菩萨，那些被我们爬上爬下的佛像，那个被我们踢来踢去的高僧头颅——他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烦？ 大概没有。 他们要是烦，早就把我们摔下来了。可他们没有。 他们就那么坐著，躺著，半闭著眼睛，嘴角带著一点笑。像在说：玩吧，玩吧，反正你们也是孩子。 后来学校翻修，那些残破的菩萨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。花园里的坟也平了，铺上了水泥。操场上再也踢不出骨头了。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下午。 阳光照在操场上，一群孩子追著一个白花花的脑袋跑。尘土飞扬，笑声震天。老师们站在走廊上，双手合十念“阿弥陀佛”。 那大概是我这辈子，最不像话、也最理直气壮的一次。 那位高僧要是能说话，大概会说—— 没得事，踢就踢了。 反正我这一辈子，也没被人这么热闹地送过。 小学低年级组2 八十年代的课间与我的小学家人 八十年代的课间，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全是灰，那才是真真的一跑一溜烟儿。 那时，我们县有三个小学校。一个爬山坡，姐姐读的那个。小时候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和姐姐一起上学，后来才晓得父亲的苦心——三年的爬山，把姐姐的喘病治好了。我从小胆大包天，他怕我爬寨墙摔著。哼，我没在那上学，可寨墙照样爬了无数回。一个牛屎多，在南门，以城外村里孩子为主。一个就是我们学校，在马路边上，灰灰多。后来因为学校里体制內的孩子太多，就修了柏油路，灰才少了。 那时候的黑板是几块木板拼的。先打磨平整，刷上黑漆，或者锅灰混顏料，晾乾了就用。有的黑板用木架子斜托在墙上。拼接的地方有裂缝，用久了漆掉了，板面也糙了，写字吱嘎响，粉笔灰噗噗往下掉。教室地面是夯实的土，粉笔灰和尘土搅在一起，风一吹，扑一脸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平板，下课铃一响，人就往外跑。跳皮筋的、丟沙包的、滚铁环的、踢毽子的，各玩各的，谁也不嫌谁。 我是插班生。刚从乡下转到城里，身上带著一股洗不掉的土气。城里的同学大多比我宽裕，口袋里多少有点零花钱，能买玻璃弹珠、买铁环。我没有。他们三五成群推著铁环满操场跑，趴在地上弹弹珠，嘴里说著我听不太懂的城里话。我就站在墙角，像个多余的。 也不是所有游戏都要花钱。皮筋是捡的，沙包是自家缝的，毽子用鸡毛和铜钱扎。可小孩子的圈子，不光看钱，还看男女。我没钱买弹珠，挤不进男孩子的堆，反倒爱往女孩子那边凑——她们玩的不花钱，也不嫌弃我。 下课铃一响，女孩子们就找块平整的水泥地，撑开皮筋，一个人跳，几个人看。“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”，口诀喊得整整齐齐。我不会跳，站在旁边看她们闹，听她们笑。后来有个扎羊角辫的姑娘拉我进去，让我专门撑皮筋。就这么混进了女孩子的队伍，一直到小学毕业。皮筋在她们脚下翻来翻去，我绷著的神经也慢慢鬆了。 跳房子也简单。捡一根老师不要的粉笔在地上画格子，找块光滑的小石子，单脚踮著，把石子踢进格子里，再一格一格跳回来，不许踩线。能玩一节课，满头汗，但高兴。粉笔印子被我们踩了又画，画了又踩。踩没了，再画。 翻花绳最安静。一根细棉绳，在指尖绕来绕去，翻出麵条、大桥、降落伞。女孩子两个两个凑在一起，你翻一个，我接一个，比谁手巧。我手指笨，翻不好，但爱看。看她们指尖绕来绕去，听她们说悄悄话。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不是外人了。 丟手绢也常玩。大家围坐一圈，唱著“丟手绢，丟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”，手绢在背后传。我盼著它丟给我，又怕被抓到要唱歌。那种又想要又怕的心情，现在还记得。 日子久了，我早不是那个怯生生的插班生。和那几个女孩子混熟了，小圈子也定了。更幸运的是，从三年级起，我不光完全融入了女孩子的队伍，还在她们中间玩过家家，有了自己的“爸爸”“妈妈”还有“老婆”。“爸爸”住县委大院，待人爽朗，总爱笑著喊我，有好吃的也偷偷塞给我。“妈妈”是川剧团的，学校表演节目的主力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手很巧，教过我扎毽子、翻花绳。“老婆”是学校老师的女儿，还是我三年的同桌，长得白净，性格温柔，跳皮筋、丟手绢都愿意挨著我。而“爸爸”“妈妈”就坐我后面。后来有男孩子想来凑热闹，我们不让。不是记仇，是习惯了身边这几个人，多一个嫌挤，少一个嫌空。我们照样跳皮筋、丟沙包，守著那一小块水泥地，不出去，也不让別人进来。 男孩子的游戏我大多只是看。他们趴地上弹弹珠，贏了的装口袋里，叮噹响。推铁环的在操场上疯跑，铁环滚得咕嚕咕嚕响。我没有弹珠，也没有铁环，也不习惯那样跑。就安心待在女孩子这边，玩那些不花钱的、没人嫌弃我的游戏。 五年级的时候，妈妈给我打了一个铁环，但我第一回就滚河里了，找不到了，找了一下，没找到就算了，我就爱跟女孩子们玩。 现在想起来，八十年代的课间，灰扑扑的，吵哄哄的，可那些粉笔印、皮筋、沙包，还有那些不嫌弃我的玩伴，都还在。我这个没钱的插班生，没玩过什么阔气的东西，可童年也没缺什么。 那些阳光是真的。那些笑也是真的。 就这样吧。 小学高年级组1 好老师与坏老师 人生这一路，走在蜿蜒的小路上，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——有温暖人心的，也有让人心里添堵的。 在我懵懂的童年读书时光里，这种感觉尤其分明。一到三年级，我遇到的每一位老师，都温柔又负责，像春日里的暖阳，照著我小小的世界。那时候的校园生活，满是纯粹的快乐与安心，以至於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没记住——不是不敬，是那时候觉得，老师就是老师，好就是好，不需要名字来证明。 可这份美好，在四年级那年戛然而止。 我们班迎来了一位新班主任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第一次体会到，原来老师和老师之间，差別可以这么大。我们全班同学，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。后来听班里同学的妈妈——也就是我玩过家家的老婆的妈妈——说，这位老师的老公以前是啤酒厂的，日子过得挺风光。可没多久啤酒厂倒闭了，家里的境况大不如前。这或许，也成了她后来那些让人无语行为的根源吧。 一 不可否认的是，她的语文教得是真的好。好到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。 那时候，我的作文总是写得磕磕绊绊，可经她一指点，枯燥的文字仿佛就有了生命力。她常常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，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。看著同学们投来的羡慕目光，我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也渐渐爱上了写作。 更让我难忘的是，有一次学校升旗仪式，她特意推荐我，让我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读自己的作文。那天的风很轻，阳光很暖，我握著作文本，声音虽有些发颤，却充满了勇气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被认可的力量，这份力量，至今还在激励著我。 可她的好，也仅仅停留在教学上。除此之外，她的很多做法，都让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感到不解，甚至有些委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依旧觉得无语又无奈。 二 她来到我们班的第一周，没有忙著熟悉我们的学习情况，也没有和我们好好谈心，反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——统计所有同学家长的职业。 她让我们一个个站起来，大声说出自己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。语气里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，仿佛在筛选什么。那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她这么做的用意，只觉得很尷尬。尤其是那些家长做著普通工作的同学，低著头，不敢大声说话。现在想来，她大概是想通过家长的职业来划分所谓的“等级”，方便日后区別对待吧。 更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，她特別看重过年过节的“礼”。 不管是春节、中秋节，还是其他小节日，只要哪个同学家没有给她送礼，她总会找到各种机会“收拾”那个同学——上课故意不点他回答问题，就算回答对了也会鸡蛋里挑骨头；批改作业时格外严格，一点点小错误就会被圈出来，当著全班的面批评；甚至有时候，明明不是那个同学的错，她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他。 这种区別对待，不分对象。哪怕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哪怕是家里有一定地位的领导的孩子，只要没送礼，照样会被她“针对”。我们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敢反抗，只能默默忍受。甚至有些同学会哭著求爸爸妈妈给老师送点礼，只求能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。 三 还有一件事，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荒唐又心酸。 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，天性调皮。下课的时候打打闹闹，不小心弄坏了班里的一两条板凳——其实也不算什么大问题，修一修就能继续用。可没想到，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后，在一学年结束的时候，扣了她的绩效工资，还是批评了她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她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 她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：把班里所有的板凳都退给了学校，然后要求我们每个同学，自己从家里带凳子来上学。 於是，刚开学那几周，我们班的教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、高矮不一的凳子，显得格外凌乱。有的同学家里条件好，带的是崭新的木凳，方方正正，坐著很舒服；有的同学带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板凳，凳面坑坑洼洼，还摇摇晃晃；还有的同学带的是小小的摺叠凳，坐久了就腰酸背痛。 而我，因为家里那时候家境不好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凳子，最后只能从医院里找来一个淘汰下来的注射凳——就是那种护士给病人打针时用的小凳子，又矮又小，还带著淡淡的消毒水味。我爸爸心疼我，特意把凳子的腿锯短了一些，让我坐著能勉强够到桌子。每次上课，我坐在那个小小的注射凳上，看著周围同学各式各样的凳子，心里既自卑又委屈，总觉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样，也总怕被老师和同学嘲笑。 你能想像吗？每天放学，別的班的孩子背著书包，蹦蹦跳跳地回家。而我们呢？每个人拎著自己的凳子，背著书包，一路叮叮噹噹。要不是课桌是两个人共用的，我想她也会让我们把桌子也背回去。哼，小样，你倒蹦给我看呀？ 而我们班因此也罢了一回课，但她仍然让我们带凳子上下学。 最后学校实在受不了了，取消了教室所有桌子板凳的损坏考核。放学路上那道“美丽”的风景线终於消失了。而她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 四 她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家访。但她的家访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、关心我们的成长，而是另有所图。 听班里的同学说，她去家访的时候，进门坐下来，什么都不说，不聊孩子的学习，也不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，就一个劲地夸讚主人家的东西：“你家这沙发真好看，面料真舒服，坐起来太得劲了”“你家这茶具真精致，一看就很值钱”“你家这装修真大气，太有品味了”。 话说到这份上，家长们自然都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大多会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塞到她手里，她才会笑著说几句“孩子很乖”“以后会多照顾他”之类的场面话，然后满意地离开。如果哪家家长没领会到，或者没准备礼物，她离开后，那个同学在学校里，肯定会被她找各种麻烦。 有一个中学副校长在她家访时，就是装听不懂，结果他的孩子被收拾得可惨了，我记得鼻血都打出来了，唉哟喂。 而我家，那时候条件特別差。家里刚农转非，父亲一个人养我们四口，母亲辛辛苦苦到处找工作补贴，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根本拿不出什么值钱的礼物来送给她。没办法，妈妈只能想著用自己的方式討好这位老师，只求她能对我好一点。 妈妈手很巧，就利用空閒时间给她的小孩织毛衣，织毛拖鞋，一针一线，都织满了无奈与期盼。家里小菜田里种的新鲜蔬菜，不管是青菜、萝卜，还是西红柿、黄瓜，妈妈总会挑最嫩、最好的，装满满一篮子，让我上学的时候带给她。哪怕是这样，她对我也依旧没什么好脸色，偶尔心情好，才会在课堂上夸我一句作文写得好。 五 最让我心寒的是，在我母亲得了重病的时候，她竟然还不忘索要礼物。 那时候，妈妈得了严重的肺结核，咳嗽不止，身体虚弱得连床都下不了。家里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妈妈治病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连温饱都成了问题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准备礼物。 就在她又一次暗示我们送礼的时候，教我们数学的那位好老师，得知了我家的情况，主动站出来，跟她说了我母亲的病情，还特意强调，肺结核是传染病，提醒她注意防护。 或许是她真的怕了，怕被传染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要求我们送礼，也没有再刻意针对我。这件事，才算是不了了之。 六 和这位班主任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 她就像黑暗里的一束光，温暖了我那段压抑又灰暗的童年时光。她人很温柔，脸上总是带著淡淡的笑容。不管我们问多么简单、多么幼稚的问题，她都不会不耐烦，总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我们听懂为止。 那时候，我们班的数学成绩普遍不好。她就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，免费给我们补课——放学后把我们留在教室里，一道道题地讲，一个个知识点地巩固。 有时候补课到很晚，天已经黑了，有些同学的家长还没下班，没法来接孩子。她就会把我们带到她家里，给我们做热腾腾的饭菜，让我们先吃饭、休息，然后一直陪著我们，顺便教我们数学知识，领悟数学之美，直到家长们下班来接。她做的饭菜很简单，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却格外香甜。那是我童年里，除了妈妈做的饭之外，最温暖、最好吃的味道。 她从不计较得失，也从不索要任何回报，只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、爱护我们，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好老师，我才渐渐爱上了数学，觉得数学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数字和公式，而是充满了乐趣。后来上了初中，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，还因为表现优秀，当了语数外三门课的课代表。每次拿到成绩单，每次站在讲台上收发作业，我都会想起那位数学老师，想起她的温柔、她的善良、她的无私。是她，给了我前进的力量，也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好老师，从来都不是靠索取和施压，而是靠真心和关爱，温暖学生的心灵。 七 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常常想起这两位老师。 那位班主任，我恨过她。但也得承认，是她让我爱上了写作。 而那位数学老师，她什么都没要过。她只是在下课后把我们留下来补课，做好了饭等我们吃完，再一个个送回家。 她让我相信，这世上总有好人在。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们。一个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一个听说还在那个学校。 可每次拿起笔写字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她们两个。 一个教会我写，一个教会我——为什么要写。 小学高年级组2 小菜园 前面说了，那位班主任喜欢收礼。这事我们全家都知道，可我们家穷，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母亲思来想去，最后做了一个决定——自己种，自己养。 那时候，我们家刚农转非进城不久，又正好赶上单位分房子。虽说只是使用权，但选哪一层，还是可以挑一挑的。別人都抢著要三楼、四楼，说是採光好、通风好、住著敞亮。母亲偏偏要了一楼。 別人不理解，背地里说她傻。母亲不解释。 一楼的后面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。说是院子，其实算不上的——不过是一块紧挨著墙根的、十来平方的空地，其中大约四平米能种菜，其余的是破砖地面，窄窄长长的，转身都费劲。可母亲看了一眼，眼睛就亮了。 “就这间。”她说。 一、梯子 搬进去那天，母亲把行李一放，就把父亲新做的梯子搭在后阳台上，挽起袖子爬了下去。那把梯子是父亲用旧木料做的，锯了刨，刨了钉，结结实实。母亲踩上去试了试，稳稳噹噹，便放心了。 后院那块地荒了很久，土硬得像石头，碎砖烂瓦堆了一地。母亲蹲在地上，用手扒拉那些碎砖头、烂石子，一块一块捡出来，堆在墙角。父亲下班回来，帮她翻土、施肥、起垄。他一锄头下去，震得手臂发麻。可他们没有一句抱怨，只是默默地挖，默默地刨，把那些硬邦邦的土块，一点一点敲碎、筛细。 那个小菜园，满打满算，能种菜的地方也就四平方米。可就是这四平方米，支撑了我们家很久很久的“礼”。 二、靠墙养鸡 靠墙的那一面，母亲用旧木板钉了一个鸡圈。不大，也就够养三四只鸡。怕吵到邻居，母亲特意只养母鸡——公鸡会打鸣，天不亮就扯著嗓子叫，城里人受不了这个。母鸡安静，顶多下了蛋“咯咯噠”几声，不算扰民。 鸡圈每天打扫得乾乾净净。母亲一天要扫好几回，连鸡粪落在木板上的印子都要拿抹布擦掉。她怕城里人嫌弃，怕邻居闻见异味上门投诉，更怕学校里的老师知道我们家“脏”，对我有看法。 鸡蛋是金贵的。 那时候，语文老师刚生了二娃，身子虚，需要补养。母亲把鸡圈里攒下的鸡蛋，百分之九十都送给了她。每次我去上学，母亲都要用一个小篮子装著，外面裹一层旧报纸，叮嘱我路上小心，別磕碎了。 “到了学校，先送给老师，听见没？” “听见了。” 我捧著那篮子鸡蛋，走在上学的路上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紧张的是怕摔了、碎了；期待的是，老师收了礼，或许今天就对我客气一点。 除了鸡蛋，母亲连鸡也送过。逢年过节，她会挑一只最肥的母鸡，杀好、褪毛、收拾得乾乾净净，用篮子装著，让我提到老师家里去。那只鸡在篮子里还带著余温，我提在手上，沉甸甸的。 有时候我想，那些鸡要是知道自己养肥了是送给老师的，会不会少吃一点？ 可它们不知道。它们每天在鸡圈里踱步，啄食母亲剁碎的菜叶，咕咕叫著，活得挺自在。 剩下的百分之十的鸡蛋，母亲从不捨得自己吃。她让我分送给楼上的几户邻居，一家三五个，不多，算是个人情。 最后留下的是哥哥的。 “楼上楼下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咱们养鸡，多少有点味道，人家没投诉，就是给面子了。这点鸡蛋，拿去，堵堵嘴。” 母亲说话糙，理不糙。 我一家一家敲门，把鸡蛋递过去。邻居们有的客气，有的推辞，有的笑眯眯接了，说一声“你们家真讲究”。我不懂什么叫“讲究”，只知道母亲把鸡圈打扫得比我们家灶台还乾净，连墙角的蛛网都要定期清理。她怕的，不是脏，是被人瞧不起。 三、砖缝里的菜园 別人家的花盆养花，我们家的花盆种菜。 阳台上、窗台上、甚至院子里的砖缝里，只要能塞进一点土的地方，母亲都捨不得空著。她在花盆里撒下白菜籽、菠菜籽，每天浇水、鬆土，没几天就冒出一层嫩绿的小苗。那些小苗挤挤挨挨的，像一群刚睡醒的孩子，伸著懒腰。 最让我佩服的，是母亲能在砖缝里种白菜。 院子里的地砖，铺得並不严实，缝隙宽的地方能塞进一根手指。母亲就顺著那些砖缝，用筷子戳一个小洞，把菜籽放进去，再轻轻盖上土。过了些日子，砖缝里真的钻出了绿油油的白菜，一棵一棵，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。 我蹲在地上看了半天，百思不得其解。 “妈，这砖缝里也能长菜？” 母亲头也不抬，手里还在忙活：“土下面也是土，根扎得下去就能长。人也是一样，条件再差，只要肯扎根，总能活出来。” 我不懂什么叫“扎根”，只觉得母亲说话跟种菜一样，总能从土里刨出点道理来。 除了白菜，她还种过萝卜、苞米、辣椒、茄子、韭菜、油菜、豆角，甚至西瓜。 萝卜的根能顺著砖缝往下长，拔的时候得小心，不然会把砖块带起来。我拔过一回，一使劲，萝卜出来了，手里的砖也飞了出去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。母亲笑我：“做事不能光使蛮力，要顺著它的性子来。” 辣椒最好养活，栽下小苗，浇透水，过不了几天就开花了。白生生的小花，藏在叶子底下，不仔细看都瞧不见。可过一阵子，那些小花就变成了小辣椒，青的、红的，一串一串，掛在枝头。隨手摘一把，切碎了炒鸡蛋，又香又辣，能多吃两碗饭。 茄子需要多施肥。母亲就把鸡圈里的粪肥沤熟了，埋在茄子根旁边。那茄子长得又大又紫，摘下来沉甸甸的，炒一盘，软糯入味。 韭菜是最省心的。割了一茬长一茬，跟不要钱似的。母亲隔三差五就割一把，包饺子、炒鸡蛋、做韭菜盒子，怎么吃都不腻。 最稀罕的是西瓜。 母亲在院子的角落里留出一小块地，撒了几颗西瓜籽。我们都不信她能种出西瓜来——那玩意儿不是地里大片的才长得成吗？这么一小块地方，能行？ 母亲不管，每天照样浇水、施肥、翻叶子。西瓜藤慢慢爬开了，沿著地面铺了一片，绿油油的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后来开了花，结了果，小西瓜一天天鼓起来，圆滚滚的，皮上带著深绿色的花纹，看著就喜人。 西瓜熟的那天，母亲摘下来，用刀一切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红瓤黑籽，汁水顺著刀往下淌。她挑了几个最大的最甜的，让我带给语文老师。 老师吃了，说好。 母亲听说老师喜欢，笑了。 那一笑，比西瓜还甜。 四、小菜园的秘密 那些年，我们家的小菜园，就像一个秘密基地。 放学回家，我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，而是踩著梯子爬到后院，看看今天的菜长高了没有，鸡下了几个蛋。有时候蹲在菜地边上，一蹲就是半天，看蚂蚁搬东西，看蜗牛爬过白菜叶子，看阳光从墙头照下来，把那些绿油油的菜叶子照得透亮。 母亲在院子里忙活，我就在旁边打下手。浇水、拔草、捉虫，什么活都干。她的手满是老茧，我的手也慢慢有了茧。她不说什么“劳动光荣”之类的大道理，只是偶尔直起腰，擦擦汗，看看这片小小的菜园，眼神里带著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 那些从砖缝里长出来的白菜，那些在花盆里结出来的辣椒，那些在角落里悄悄长大的西瓜，还有那几只每天咕咕叫的母鸡——它们不只是菜和蛋，它们是母亲能拿出来的、最体面的礼物。 別人家送礼，送的是菸酒、是补品、是值钱的东西。我们家送礼，送的是砖缝里长出来的白菜、是花盆里结出来的辣椒、是母鸡下的蛋、是养肥了杀好的土鸡。 不贵重，但实在。 不体面，但乾净。 母亲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丟人的。她常说：“咱家穷，穷有穷的办法。只要手不懒，地不会亏待你。” 可我知道，她心里是酸的。 每次我拎著那一篮子鸡蛋去上学，她站在门口，目送我走远。她不说什么，只是看著。那目光里，有期盼，有无奈，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。 她心疼那些鸡蛋她自己捨不得吃一个，全送了人。 她心疼那只养得肥肥的母鸡，还没来得及多下几个蛋，就被杀了、褪了毛、装进了篮子里。 她更心疼我——小小年纪，就要拎著这些东西，去討好一个连正眼都不怎么瞧我的人。 可她没办法。 我们家，那时候真的拿不出別的了。 五、蛇 我还记得一个暖洋洋的下午，母亲坐在后阳台上，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她低著头，一针一线地织著给语文老师小孩的毛衣。毛线团放在脚边，橘黄色的，她织得很慢，很认真。 我趴在旁边写作业，偶尔抬头看她一眼。 忽然，我余光瞥见墙角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仔细一看，一条蛇正顺著墙角的避雷线往上爬。那蛇不大，拇指粗细，青灰色的，鳞片在阳光下闪著细碎的光。它一圈一圈缠著那根铁线，稳稳地往上挪，已经爬了快一人高了。 我嚇了一跳，扔下笔跳起来：“妈！蛇！” 母亲也看见了，脸色一变，但没慌。她放下手里的毛衣，顺手抄起靠在墙边的晾衣竿，递给我：“赶紧，挑下去，別让它爬上来。” 我接过晾衣竿，手有点抖。那蛇还在往上爬，脑袋已经快够到二楼阳台的底板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准了，猛地一竿子挑过去。 蛇被挑中了身子，从避雷线上脱落下来，“啪”地摔在地上。它扭了几下，想往墙根钻。我跑下去，又补了几竿，把它打死了。 事后我蹲在地上看那条死蛇，心里纳闷：它往楼上爬干嘛？楼上又没种菜，又没养鸡，难道楼上阳光些？ 母亲把蛇尸用铁杴铲起来，扔到了远处的垃圾堆。回来的时候，她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坐回阳台上，又拿起那件毛衣，继续织。 “下次再看见，別怕。”她说，“蛇也怕人。” 我问：“它为什么要往楼上爬？” 母亲想了想，说：“大概楼上暖和吧。蛇是冷血东西，哪暖和往哪去。” 我抬头看了看楼上的阳台，阳光確实比我们家足一些。可那又怎样呢？楼上的人家又不种菜，又不养鸡，又不用织毛衣送老师。 蛇不懂这些。它只知道往上爬，爬到一个更亮堂的地方。 后来想想，那条蛇大概和我差不多。我也在往上爬——爬过小学，爬过初中，爬过那些被人瞧不起的日子。只是我不知道上面是不是真的更亮堂。 六、后来 后来，我们搬家了。那个带小院子的一楼，还给了单位。小菜园被推平了，鸡圈拆了，砖缝里的白菜也没了。那把梯子，留在了后阳台上。不知道后来的住户有没有用过它。別人家大概种上了真正的花，月季、茉莉、梔子，开起来香喷喷的。 再后来，日子慢慢好起来了。不需要再靠种菜、养鸡去送礼了。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小菜园。 想起母亲蹲在地上，用筷子在砖缝里戳洞的样子。想起她满脸是汗，却笑著说“这菜长得真喜人”的样子。想起她把鸡蛋一个个码进篮子里，叮嘱我“路上小心”的样子。想起她坐在后阳台上织毛衣，阳光落了她一身的模样。还有那条不知天高地厚的蛇，顺著避雷线往上爬，以为楼上会更暖和。 那些白菜、辣椒、茄子、萝卜、韭菜、豆角、西瓜，还有那几只咕咕叫的母鸡——它们不只是菜和蛋，它们是我们家最艰难的那些年里，母亲能给出的、最体面的温柔。 老师说好。 可母亲从来不说自己好不好。 她只是弯下腰，继续种下一茬。 踩著那把梯子，上上下下，一年又一年。 --- 那段日子过去很久了。如今我坐在城里宽敞的房子里，阳台上也摆了几盆花。可每次路过花盆，我总会想起母亲当年的花盆里种的不是花，是白菜。 別人养花，我们家养命。 那四平方米的小菜园，巴掌大的地方，却撑起了我们一家人的体面，也撑起了我童年里最沉默、最厚实的爱。 旧岁碎影 第一章：两团雪 我家在卫生局家属院一楼住时，养过两只兔子，白的，浑身没有一根杂毛。 两只。这个数字我一直很篤定。可后来想想，我总分不清它俩谁是谁。一模一样的白，一模一样的圆，蹲在一起像两团雪。也许我从来没分清过它俩。也许从头到尾，我记住的只是“两只”，不是它们各自的样子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 放学以后的事我记得清楚：放下书包就往路边跑，掐草尖。专挑那种最嫩的，手指一掐就断，断口冒出一点汁水。捧在手里，不敢攥太紧，怕蔫了。进门的时候，草还带著太阳的温热。 它俩听见我的脚步声就竖起耳朵。不是怕，是认得我了。三瓣嘴一动一动，鼻尖抽著，往我手边蹦。小短腿蹬得飞快，可跑半天也跑不了多远，像两团长了腿的雪。我把草递过去，它俩就蹲在那里吃，一点一点地啃，细碎得很。 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可听了以后，心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没了。 但我没说的是，它们也吃姐姐带回来的草。姐姐放学比我早，她掐的草尖有时候比我的还嫩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它们照样吃得欢。我看见了，心里会堵一下。说不上来为什么堵——不是气，是那种“原来不是我也可以”的失落。我不知道它俩能不能分辨出哪些草是我掐的、哪些是姐姐掐的。大概不能。它们只是吃。是我自己在跟姐姐比。可我就是会伤心。 小孩子的心眼小得很。我从来没跟姐姐说过。 那时候家里管得严，晚上一到时间就必须睡觉。电视是绝对不许多看的。 可我躺在床上，耳朵竖得老高。客厅里电视的声音从门缝里钻进来，一点一点勾著心，怎么都睡不著。我轻手轻脚爬起来，不敢开灯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，贴著房门，从门缝里往外看。 门缝窄，电视画面只能看见一小截。人脸看不清，只能凭著声音和一闪一闪的光影猜剧情。有时候实在不过癮，就盯著墙上掛的玻璃相框——镜面刚好反射出电视画面，模模糊糊的，歪歪扭扭的，顏色也发暗，可在我眼里比什么都清楚。我缩在黑暗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相框里晃动的人影，心里又紧张又满足。 那两只兔子常常就蹲在客厅里。父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电视光一闪一闪照在他们脸上。它俩蹲在父母脚边，小脑袋抬著，安安静静的，小鼻子偶尔轻轻动一下。 我透过门缝看著那个客厅。父亲，母亲，两只兔子，电视的光一闪一闪。那个客厅好完整。完整到我有时候觉得，自己是不该进去的。 可后来我忍不住怀疑：它们真的同时蹲在那里过吗？还是一只今晚蹲在父亲脚边，另一只明晚蹲在母亲脚边，我在门缝里看了很多个夜晚，把它们拼成了同一个画面？我不確定了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我只记得那个画面——两只，父母，电视的光，完整。 我不確定兔子能不能看见电视里演什么。但它们確实不动，就蹲在那儿，乖得让人心软。电视关了，灯灭了，它俩就一前一后蹦回窝里，蜷成一团睡。 后来死了一只。 早上起来，一只不动了。怎么碰都没反应。就那么躺著，眼睛闭著，像睡著了一样。另一只蹲在旁边，也不动。 剩下的那只不再吃东西了。我掐的草尖还是嫩的，还是温的——是我特意挑的，比以前都嫩。它闻一闻，把头转开。眼神不一样了：不是饿，是那种什么都不想要了的样子。 我蹲在它旁边，蹲了很久。它还是不动。 没几天，它也死了。 两只都没了。 我站在空荡荡的兔窝前，眼泪往下掉。掉的时候心里想的什么，现在不记得了。大概不只是兔子。 后来我偷看电视的时候，总忍不住往沙发边上瞟一眼。那里空著。父母还在，电视还在，光还一闪一闪照在他们脸上。可那个客厅不完整了。电视里演的什么，我好像也不那么关心了。 旧时日子苦，兔子死了，家里捨不得扔掉，就燉了。最后，我吃了它们。 我不记得怎么吃的了。不记得味道。只记得哭过，也记得吃了。这两个都是真的。也许我记错了顺序——是先吃了再哭的，还是哭了以后被哄著吃的。也许吃的时候我根本没哭，是后来想起才哭的。我不確定了。只记得两个都是真的。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也许它俩没有我说的这么乖，也许它们也闹过、也咬过人、也在夜里吵得全家睡不好。也许它们根本不在乎草是谁掐的，是我想多了。也许那个客厅从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完整过。也许我偷看的从来不只是电视。 可我现在想起来，就只剩这些了：门缝里透出来的光，相框里歪歪扭扭的人影，电视一闪一闪照在父母脸上，两只雪白的小东西蹲在他们脚边，小脑袋抬著，乖得让人心软。 两只。我记得是两只。 姐姐掐的草它们也吃。我记得我伤心过。 这两个，我都不改。 第二章：水不会忘记 有些往事，像揉在岁月里的纹路，轻轻一碰，就漫上心头。 年少时的夏天总是闷热难耐，蝉鸣聒噪，热浪裹著风扑面而来。其实那日跟著哥哥去水库，大抵不全是贪凉。 平日里我和哥哥素来生分，话不多，凑在一起的时间也少。他总带著一群朋友玩，鲜少顾得上我，我心里总悄悄盼著能和他亲近些。所以他一喊我一起去玩水，我便开开心心应了，不过是鬼使神差地，想借著一场戏水，离他近一点。 到了水库，水面宽阔，岸边草木鬱鬱葱葱，泛著粼粼波光。起初大家还聚在平缓水域打闹，没过多久，哥哥和朋友就觉得无趣，自顾跑到幽深湾汊嬉戏，把我一人丟在原地。偌大水面只剩我，心里发慌，只能小心踩著浅水。 意外猝不及防——脚突然抽筋，剧痛袭来，双腿失控下沉。恐惧攫住我，湖水呛入口鼻，窒息感铺天盖地。我拼命挣扎，脑中空白，以为要命丧水底，呼救也无人回应。慌乱中摸到岸边浮竹，求生本能让我死死抱住，借浮力费力扑腾，总算挪回岸边。 上岸后我手脚发软、胸口发闷，缓了许久，也喊了许久仍不见哥哥回应。天色渐晚，委屈后怕交织，我独自走回家，归途漫长又孤单。 另一边，哥哥玩够回浅水，发现我不见，以为我溺水，顿时慌神。后来朋友偷偷去我家打探，见我安好，才唤回哥哥。可他到家毫无关心，反倒责怪我不告而別。 我不懂他心思，或许是贪玩被扰的烦躁，或许是他也曾溺水，藏著恐惧只会用责备掩饰慌乱。无从知晓，只记得委屈后怕涌上心头。 自此我落下阴影，再不敢自在游泳，下水必抱泳圈。直到女儿想学游泳，我碍於父亲身份不敢说怕，硬著头皮陪练。手脚仍僵，可女儿的笑声让恐惧淡去——水还是那水，只是这次不再孤身一人。 后来女儿学会，我依旧不会。而那日藏在玩水背后笨拙单薄的亲近期盼，和溺水的惶恐，都被水记著，也被我记著。旧事一碰，便漫上心头。 第三章：一件新毛衣的旧温度 后来，家里出了变故。原本有个难得的读书机会，学成之后就能分配安稳的工作，父亲一心为哥哥著想，四处奔波找寻他，只想让他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可直到报名期限结束，哥哥才从外面浪回来了，大好的机会终究错失了。父亲又急又惋惜，忍不住念叨了几句，年少的哥哥一时情绪上头，和父亲起了爭执，失手伤到了父亲，之后便心绪纷乱地离开了家，投奔了他的母亲。 很少有人知道，哥哥后来能在母亲那边顺利找到工作，离不开父亲早年的栽培。从前哥哥在这边生活时，父亲手把手教他练字、写文章，还常让他帮忙抄写公文、打理文字事务，一点点帮他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功底。只是那时的哥哥，没能读懂父亲藏在嘮叨里的苦心。 再后来，哥哥在他母亲那边安顿下来，找到了工作，日子渐渐安稳，身边也有了相伴的女朋友，我至今都想唤她一声姐。 很多藏在心底、难以对人言说的苦楚，哥哥都一一讲给了她听——包括当年错失读书机会、和父亲爭执动手，而后仓皇逃走的往事。现在想来，哥哥愿意把这些不堪、隱秘的事说给她听，何尝不是一种最深的认可。他把心底最脆弱、最狼狈的一麵摊开在她面前，是篤定她会懂，会包容。 她知道一切后，一直温柔地劝慰哥哥，劝他放下心结，试著和父亲和解。只是哥哥心里的疙瘩缠得太紧，年少的执拗、愧疚与难堪拧在一起，始终跨不过那道坎，终究没能和父亲敞开心扉。即使有她的开导，父子二人，还是没能和好。也是在她的劝说下，哥哥才终於鼓起勇气，带著她回了一次家，却也仅此而已。 按照老家的风俗，女朋友第一次上门，家里要准备打发钱，算是礼数。家里给了她打发钱，可她没留著，反倒用这笔钱给我买了一件工业织造的针织毛衣。 在那之前，我穿的毛衣，都是母亲把姐姐、父亲穿旧的毛衣拆开，重新染色，再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。那些毛衣带著家人的温度，却终归是旧物改造。而这件买来的针织毛衣，是我人生中第一件崭新的成衣毛衣。她还特意买大了一码，想著我能多穿几年。那件毛衣也確实陪了我好几个秋冬。 只是后来，哥哥心里始终装著和父亲解不开的隔阂，心事沉沉，不懂倾诉、不会爱人，囿在自己的执念里走不出来。他给不了她想要的安稳与通透，两人还是慢慢走散了，终究没能走到一起。时至今日，我依旧觉得，是哥哥配不上她。她温柔通透，懂得体谅別人；而哥哥满身心结，不善表达，不懂珍惜。 那件毛衣后来穿旧了、起了球，我还是捨不得扔。它让我一直记得，这世上有人愿意把善意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。她本该遇见更好的人，被好好偏爱。有些相遇很好，可惜遇见的人，终究不对。 她留下的那份温柔，我一直欠著，也一直记著。 少年时的江湖阅歷 #城里见闻 从我农转非进城那天起，到职高一年级结束，身边除了在校认识的异性同学，几乎没什么玩伴。不是交不到朋友，是我不爱往人堆里凑。所以一到周末、寒暑假，我就一个人满城满山遍野地跑。哪儿热闹往哪儿钻，哪儿有人吹牛閒谈，我就凑在旁边静静听，听完了拍拍屁股走人，谁也不碍谁。 我看过蹲在路边下象棋的老头，为一步棋爭得脸红脖子粗，唾沫星子飞老远。看过街坊邻里拌嘴吵架，为了一句閒话翻出三年前的旧帐。看过年轻人一时衝动动手打架，拳头抡起来没章法，倒在地上的人嘴里还不服软。也看过小偷行窃被当场抓住，一群人围上去拳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，那偷儿抱著头蜷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我没上前，也没走远，就站在人群外头看著。那会儿年纪小，不懂什么叫心酸，只觉得这世上的人，各有各的活法。 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，不讲什么时间先后，你当听我隨口嘮嘮往事就好。 我们学校就挨著大马路，正门一出来就是柏油路。每逢赶场天，天还没亮透，马路两边就摆满了小摊——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针头线脑的、卖耗子药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声鼎沸，格外热闹。中午放学，同学们都各自回家吃饭，我不急。家里就那几样菜，回去也是那副光景，不如顺著马路一路閒逛，看形形色色的人，听摊主和顾客你来我往地討价还价。在那个年头，买东西不讲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你说个价，他还个价，你假装要走，他拉著你不放，一来一回，全是唾沫星子里的交情。那些话糙得很，可听著实在，不像后来商场里那些冷冰冰的价签，一个数字把人钉死在那里。 每年汛期发大水，学校外的马路总被洪水淹了。水浑得像黄泥汤，漫过路面半尺深，人淌著水走，裤腿湿到大腿根。南门外的大田里，总漂著上游衝下来的各种东西——木头、家具、死鸡死鸭，偶尔还有整扇的门板。听说有人去田里打捞，捡了不少物件，发了点小財。我从没去凑过这个热闹，只远远看过几回。不是不心动，是不敢。大水无情，这话不是说著玩的。每年汛期，总传来有人溺水的噩耗。我至今记得，有个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，陪著母亲进城，谁也不知道路边积水下藏著涵洞，母子二人不慎双双跌落。母亲被路人及时救起，我亲眼看著她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头髮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十指抠著泥地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那一幕我终生难忘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涨水，我出门必定只走马路中间，不熟悉的地方绝不靠近，也因此始终没敢去河边田里捡漏。 大水也淹过我家的小菜园。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，后院有个小菜园，母亲种了些白菜、辣椒，平日里绿油油的，看著就喜人。汛期一来，河水倒灌，菜园成了水塘，白菜漂在水面上，辣椒秧东倒西歪。可那段日子反倒多了几分乐趣——水退了以后，园子里居然有鱼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游来的。我们一家人挽著裤腿，拿著盆子，在泥水里追著鱼跑，滑倒了爬起来，满身泥点子，笑声响得整栋楼都听见。捉过好几回鱼，每次都能捉个盆满钵满。只是后来再也没发过那样大的水，我们也搬去了山上，那段时光便成了回忆，每次想起来嘴角还带著笑。 平日里，我最爱去茶馆看人下象棋。 我们那边的茶馆，不像书里写的那样雅致。没有紫砂壶，没有檀香，没有说书先生拍醒木。就是几张八仙桌，十几条长板凳，地上磕满了瓜子壳和菸头。茶是盖碗茶，茶叶沫子沉在碗底，喝一口还要呸呸吐两下。可那里头的人，个个是角儿。 我那时候才十来岁，瘦得跟猴似的，往茶馆角落里一蹲，谁也不注意我。可我的眼睛耳朵没閒著。看那些老头子下棋，走一步想三步，举棋不定的时候手指头在膝盖上敲，敲得咚咚响。看输了棋的人拍桌子骂娘，贏了的人端著茶碗慢悠悠地喝，嘴角那点笑藏都藏不住。 也是在茶馆里，我见识了不少江湖规矩。 偶尔有外地的过江龙来拜码头，人往茶馆中间一坐，不点茶，不说话，只摆上三个茶杯，一字排开。当地的地头蛇一看就懂，立刻起身，不惊动旁人，悄悄去通报自家老大。那三个茶杯摆出来，意思就是：我来了，我是道上的人，我来捞钱了。这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刀光剑影，就是三个茶杯，安安静静搁在桌上，可那股子意思，比喊破嗓子都管用。 还有些事，本地人不便出手，也会用摆茶杯的方式请过路人接手。愿意接活的人便按规矩重摆茶杯——具体门道我就不多说了，说多了显得我在这行里待过似的。我没待过，我只是看过。 常年耳濡目染，我摸清了城里四门是谁的地盘，懂了谁给谁面子、谁又谁都不服。东门的老大讲义气，西门的老大心狠手辣，南门的人最多，北门的人最精。谁和谁面和心不和，谁见了谁要绕道走，谁一句话能摆平什么事——这些门道，书本上不教，学校里不考，可在街上混，不知道这些，你连路都走不稳。 这些市井阅歷，成了我立身的底气。 其实这份底气，早在刚上初一的时候就立住了。 那会儿我刚入学，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背著母亲缝的书包，怯生生地走进校门。城里的学校跟乡下的不一样，楼高，人多，连空气都带著一股陌生的味道。我还没来得及適应，就遇上了事。 那天放学，我背著书包往家走，走到巷口，几个街边的小流氓拦住了去路。他们比我大两三岁，叼著烟，歪著头，眼神里带著那种欺负人惯了的懒散。他们二话不说，一把抢过我的书包，甩手就扔到了路边的屋顶上。 那屋顶是青瓦铺的，书包落在上面，哗啦一声，几片瓦碎了。我站在下面，抬头看著我的书包——母亲缝的，里面装著新发的课本，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馒头。 那几个混混抱著胳膊看我笑话，等著我哭，等著我求饶。 我心里慌得很，心跳得咚咚响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可我脸上丝毫不露怯。我在茶馆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——欺软怕硬，你越怂他越来劲。我沉著脸，盯著为首的那个，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跟谁混的？” 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个瘦巴巴的新生敢这么问他。 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隨即报出一个当地有名的名號——那是我在茶馆里听来的，知道那是这一片最不好惹的人物。我放话说：“我这就叫人过来，你们有本事別走。” 就这几句话，直接把那几个混混唬住了。 他们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从囂张变成了犹豫，从犹豫变成了慌张。为首的咽了口唾沫，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。他们不敢再囂张，连忙喊路边一个看热闹的同学爬上房顶，把我的书包取下来，拍了拍灰，恭恭敬敬还给了我。 为首的那个还赔著笑脸说了一句：“兄弟，误会，误会。” 我没接话，接过书包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，转身走了。步子不急不慢，跟平时走路一样。一直走到巷子尽头，拐了弯，確认他们看不见了，我才蹲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后背的衣服全湿了。 可那以后，我就知道了一个道理——这世上的人，大多数是纸老虎。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。你腰杆挺直了，他就矮三分。 也正是这一次交锋，再加上后来在市井里、茶馆中攒下的见识，初中三年加职高一年，我在学校里、在外面都混得顺风顺水。没人敢欺负我，路上也从没被人敲诈勒索。身边的同学、街上的小混混，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，还送了我一个外號，叫“师爷”。 这外號怎么来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概是觉得我年纪不大，可什么事都懂一点，什么人都能搭上话，什么场面都不慌。不是那种衝锋陷阵的猛將，是那种坐在旁边出主意的人。 我自始至终，从没加入过任何帮派、任何团伙。不是没人拉我，是我不愿意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些帮派今天是朋友，明天可能就是仇人。你今天仗著谁的势，明天就要还谁的帐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风光的时候前呼后拥，落魄的时候连个送饭的都没有。 我不过是凭著年少时的一份硬气，和看遍市井人情练出的分寸，待人接物左右逢源，安安稳稳地走过了那段年少岁月。 不欠谁的，不怕谁的，不靠谁的。 走到哪儿，腰杆都是直的。 读书时代初中一二年级篇 山脚下的少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。可这座山后的校园，我闭上眼还能走回去。 我的少年时光，是从一座小山后开始的。那年夏天，手里攥著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心里欢喜是有的，迟疑也是有的。那所人人艷羡的学校离家太远，住校的日子，於年少的我而言总带著几分漂泊的茫然——陌生的床，陌生的食堂，陌生的夜里翻身时床板吱呀作响。而山后那所新成立的学校，像一颗安静的种子，就落在我家屋后。翻过那座不高的小山丘，踩著碎石小径，不过十几分钟的路。不用住校，不用在陌生的宿舍里辗转难眠，不用把想家的滋味压在枕头底下。 其实，这背后藏著一个朴素又无奈的心思：家里条件不好，没钱供我住校。不住校，就不用额外支出生活费，能为家里省一笔钱。仅此而已。年少的我早已学会了不去奢望什么，把那份对县一中的嚮往轻轻放下，转身走进了山后的校园。 1990年的9月，风里还带著夏末的余温。我踏入这所年轻的校园时，它尚显稚嫩，三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不过四个班。我们是第三届，带著几分懵懂与好奇，在简陋却乾净的教室里坐定，开启了属於我们的那一段青春。彼时整个中国都浸在北京亚运会的热潮里，那份热烈也悄悄漫进了山脚下的校园，成了我们青春里最鲜明的底色。 没有彩色电视，没有网络，我们对亚运的所有嚮往都藏在收音机略带沙哑的播报声中，或是从报纸上模糊的黑白照片里，从课间同学们围在一起拼凑的消息里。谁得了一块金牌，第二天整个年级都知道了，凑在一起说得眉飞色舞。《亚洲雄风》的旋律一遍遍在校园里迴荡，激昂的歌声裹著少年人的热望，飘过围墙，飘向屋后的小山丘。吉祥物盼盼的模样印在笔记本上，绣在书包上，成了那个秋天最动人的符號，也成了校园里最流行的风景。 课堂上，老师们依旧循循善诱，粉笔在黑板上沙沙作响。我们低头演算、朗读，试图將亚运的喧囂暂且搁在窗外。可少年人的心思终究藏不住，偶尔被赛事牵动，上课走神是常有的事。老师点名叫人爬黑板答题，我怀著几分紧张站起身，走到黑板前，脑海里却还迴响著赛场的吶喊。原本烂熟於心的知识点忽然模糊了，指尖握著粉笔迟迟落不下去，脸颊涨得通红。同学们低声浅笑，那份青涩与窘迫，如今想来依旧鲜活如昨。 课余的时光简单却满是朝气。女生们穿著当时最流行的健美裤，身姿轻盈地穿过校园小径，阳光落在她们发梢，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。男生们则聚在一起，模仿著亚运赛场上的口號，语气鏗鏘，眼里满是少年人的意气。日子过得简朴，没有精致的文具，没有华丽的衣衫，可那份纯粹的欢喜、那份蓬勃的朝气，足以照亮整段青春。 为了办好这场盛会，全社会都动了起来。捐款的热潮也悄然漫进我们的校园。老师站在讲台上，语气真挚地號召我们为亚运尽一份绵薄之力。话语里的热忱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这群孩子那时几乎没有压岁钱的概念，口袋里常年空空荡荡。想捐款，只能匆匆跑回家，怯生生地向父母开口。 我深知家里的窘迫。父母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是顶著烈日、踏著寒霜挣来的。可当我小心翼翼说出捐款的事时，母亲没有半分犹豫。她沉默著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，轻轻放在我手里。没有多言，却藏著最深的温柔。我攥著那几张零钱，心里又暖又涩。如今早已记不清具体数额——或许是一角，或许是两角，或许是五角，最多不过一块钱。可在那时，那是我家沉甸甸的心意，也是我对亚运最真挚的祝福。要知道，当时一整个学期的学费也不过十几块钱。那几分几角的捐款，便成了我少年时光里最珍贵的一份担当。 也是在那一年，我迎来了变声期。嗓子变得格外脆弱，像被砂纸轻轻打磨过，稍稍多唱几句便会沙哑刺痛。连跟著同学们一起高唱《亚洲雄风》都只能低声附和。那份想要放声吶喊的热忱，终究被沙哑的嗓音辜负，却也成了那段时光里一个小小的遗憾，温柔而难忘。有时候同学们唱到高潮处，那句“亚洲雄风震天吼”从他们嘴里炸出来，我只能张张嘴，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。旁边的同学拍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，继续吼他的。那时候就觉得，能吼出来，真好。 我的入学成绩还算不错。学號是11，一个简单普通的数字，却藏著我少年时的骄傲与努力。开学不过几天便被老师选中，成了语文课代表。握著同学们的作业本往返於教室与办公室之间，心里满是欢喜与自豪。没过多久又凭著扎实的数学功底兼任了数学课代表，在数字与公式的世界里挥洒著少年的劲头。 而真正让我改变的，是我们的英语老师。我格外喜欢她——喜欢她温柔的嗓音，喜欢她讲课时认真的模样。她读英语课文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软，像春天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。有时候她站在讲台上，阳光刚好照在她侧脸上，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，谁也不说话。那份喜欢，化作了我学英语的动力，让我在枯燥的单词与语法中找到了乐趣。我拼命背单词、练句型，日復一日，成绩一路往上走，最终衝到了年级第一，甚至超过了那位母亲是英语老师的同学。当老师宣布我成为英语课代表时，心里的欢喜藏都藏不住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三门主课的课代表，我一当就是两年。从初一到初二，那份责任与骄傲陪著我走过了最青涩的少年时光。 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位英语老师身上总带著几分让人心疼的温柔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她大抵是个恋爱脑，把所有的柔软与付出都给了当时的男朋友。放学路上，我们常看见英语老师。她个子小，伞也小。伞举在男友头顶，自己半边身子淋在雨里。雨水顺著她袖子往下淌，她没擦，也没换手。我们远远跟著，谁也没说话。她男友很高，伞沿正好到他眉毛。他两手插在裤兜里，步子大，她得紧走几步才跟得上。那把伞一直往他那边斜，像长在他头顶似的。我们远远看著，心里满是不平，悄悄替她委屈，替她不值。可谁也不敢说什么，只是放慢脚步，假装没看见，等她走远了才继续往前走。 后来我们还在她男朋友单位的家属楼下见过她。那是放学后乱逛时偶然撞见的。她就蹲在家属楼楼下的洗衣池边，安安静静地搓洗著衣物。面前摆著一大盆衣服——男方一家人的衣物，堆得像座小山。她的双手本该是握著粉笔写字的手，纤细温柔，此刻却泡在冰冷的水里，被浸得发白髮皱，连指尖都泛著淡淡的青。我们看著她默默搓洗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懈怠，心里的心疼又多了几分。冬天的自来水凉得刺骨。她的手在冷水里泡久了，关节处裂开一道道小口子，贴著白色的胶布，可她还是照样洗，照样搓，照样把那堆衣服一件一件拧乾、晾起来。 再后来，他们分手了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们这群不懂世事的孩子竟偷偷高兴了许久。以为老师终於解脱了，终於不用再这样委屈自己，终於可以好好爱自己了。可我们终究太年轻，不懂成年人的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。没过多久她便交往了新男友，隨后便离开了我们学校，去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她走的那天没有跟任何人告別，我们也是后来才从別的老师嘴里听说的。教室里她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新来的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上，声音洪亮，板书工整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那一缕从窗缝里钻进来的春风。 夜色里的旧时光 多年以后，当我试图回忆起那段岁月，许多细节都已被时间磨蚀得只剩模糊的轮廓。残存的片段像压在箱底的旧照片，泛著黄，毛了边，可上面的眉眼依然清晰得让人心惊。 一 初中的晚自习结束后，天已经黑透了。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，黄黄的光也照不了几步路。我们一群怕黑的孩子，总爱踢著个空易拉罐回家。哐当，哐当，那声音在夜里特別响，从街头滚到巷尾，又从巷尾滚回街头。没人嫌吵，反倒觉得有这声响陪著，夜路就没那么长了。 那时候的心思简单。满脑子都是脚下的易拉罐，哪会注意身边有没有人多看你一眼。成绩、作业、考试，还有课间那盘弹珠谁贏了，大概就是全部了。 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易拉罐滚进了一条断头巷。 巷子窄得很，两边的老砖墙皮都掉了，露出里头的青砖。我蹲下去捡罐子，手肘不小心碰掉了一块鬆动的砖。 砖掉地上，闷响一声。 墙洞里有个铁盒子，锈得厉害，像在那儿躺了好些年。 我打开盒子，飘出来一张纸，带著点皂香味。借著巷口的亮光，上头一行娟秀的字：若你捡到这封信，盼能回信。 没名字，没地址。就这一句话，安安静静的。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著。后来爬起来，撕了张作业纸，握著笔想了半天，笨拙地写了一行：你好，我捡到了你的信。 本书首发 101 看书网超实用，101??????.??????轻鬆看 ,提供给你无错章节，无乱序章节的阅读体验 信放回铁盒，砖掩好。第二天去看，信没了。第三天，新的信来了。 就这么著，我们成了笔友。我叫她“仙”，因为她写的东西乾乾净净的，像不沾灰。她没问过我叫啥，我也没想过打听她长什么样。信里聊的都是些小事——早上的露水、上课走神、考试前的心慌。她的字软软的，像春天刚抽出来的柳叶子，看著看著，就好像懂了一点女孩子的心思。 后来班里的男生晓得我写信，老来找我代笔。我也乐意，帮这个写帮那个改。有几个愣头青抄情书抄得太急，连我写的名儿都一块儿抄上去了。人家女孩子以为是我写的，跑来问，闹了不少笑话。 再后来，信忽然就断了。 没说为啥，也没告別。铁盒里再也没出现过新的信。 我猜过好多原因：搬家了？被家里发现了？还是腻了？答案一直悬在那儿。到后来我也想开了，这样也好。没告別，就不算真结束。那些信停在最好的时候，不会旧，不会吵，不会见了面反而失望。 她就像一阵风，来了，又走了。 可那段隔著信的陪伴，一直在我心里搁著，软软的。 二 冬的手，摸起来软乎乎的，带著点暖。 头一回牵手是在山上。学校春游，山路不好走，她走我前头，脚下滑了一下，我伸手去扶。她握住我的手，就没鬆开。 那会儿心跳得厉害，耳朵根烧得发烫，连气都不敢大声喘。山上风大，松树响成一片，同学们的闹声忽然变得好远。我啥也听不见了，就剩掌心里那点温度——软软的，热热的，像握了块晒透的暖玉。 我们牵著手走了好长一段。上了大路，人多了，她才轻轻把手抽回去。鬆开那一下，手心空了，风灌进来，凉凉的。 后来我们常在一块儿。冬话少，笑起来嘴角只翘一点点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她坐我前排，我老看见她后脑勺那束马尾，写字的时候轻轻晃。 牵手不只是手碰手。她愿意把最软的地方交到我手里，那是信我。那会儿我不懂这些，只晓得跟她在一块儿心里踏实，像冬天抱著个热水瓶子。 但关於冬，最后记住的就两样：山上牵手时的心跳，还有后山坡上她转身走的那个背影。 那个背影，是我对她最后的印象。牵手是靠近，背影是走远。而我啥也没做。 三 初秋早读课，班主任带进来个新同学。 她叫云，跟从xz转业的父亲回的小城。站讲台上，头低著，两手攥著书包带子。书包洗得发白，边角都毛了。衣服旧旧的，样子跟我们穿的不太一样，顏色深，料子厚。 抬头那一下，全班都静了。她脸上有两团淡淡的高原红，衬得眼睛特別亮。皮肤是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那种深褐色，不像我们城里孩子白，但看著乾净。笑起来一口白牙，带著高原人那股爽快劲儿，可那爽快里头，又藏著一丝怕生的意思。 班主任让她介绍自己。她声音特別小，说了句“我叫云，从xz来的”，就没话了。耳朵尖红红的。 城里女孩子背后说她黑，说话时捂著嘴笑，那眼神说不上多坏，但扎人。她们不跟她玩，不跟她一块儿吃饭。课间別人扎堆说笑，云一个人坐座位上，低著头翻课本，偶尔抬头看窗外一眼，又低下去。 看她那样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 这模样，这处境，跟我刚农转非进城时一个样。那时候我也是浑身土气，说话带著乡音，被人躲著。那种滋味我记得——像一个人站在街口，人来人往，没谁停下来看你一眼。 就为这个，我想多照应她。 我找她说话，问xz什么样，问她那边的学校。一提xz，她眼睛就亮了，话也多起来，跟我讲雪山，讲经幡，讲草原上的氂牛，讲得眉飞色舞，脸上的高原红都活了。我陪她预习复习，下课喊她一块儿去操场。云眼里慢慢有了笑模样。 可这事让冬和她那几个伙伴注意到了。 其实也不是多討厌云，更多是醋了。班里的女孩子早分成了几个圈子，冬她们那个圈子在最上头——学习好、长得好、家里也好，是班里的风向標。她们对云的嫌弃，別的圈子也跟著学。 我没办法。那会儿一个男生的善意，顶不了啥事。我试过多跟她说几句话，结果看我们的眼神更怪了，还有男生起鬨，说“你是不是喜欢那个xz来的”。我嘴笨，不晓得咋说，也不敢再明著来。 云倒像没看见这些。她还是愿意跟我说话，眼里没怨，还是乾乾净净的。她跟我说话时总笑著，那笑不掺东西，像高原上的天。 直到那天下午。 放学后，冬拉著我往后山坡走。她走得快，我跟在后头，心里觉得不对劲。远远就看见云也在那儿，几个女孩子围著她，嘰嘰喳喳说著啥。听不清，但飘过来的话像碎玻璃。 冬让我在不远处等著，不许过去。然后她径直走过去，加进了那群人。 我站那儿，脚像钉住了。 我不晓得她们说了些啥。大概能猜到——外地来的、黑、土气。可我那会儿不知怎么了，就僵在那儿，没上前，没替云说一句话。 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没动。是怕？是怵？还是那年纪的男孩碰上女孩之间的事，天生就不知道咋办？ 云一个人站在中间，那样子我一辈子忘不了。她脸上那份爽朗没了，换成一种灰灰的落寞。嘴唇抿著，像忍著啥。她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就一眼，然后很快转开了。 那一眼里没怪，没怨，就是失望，安安静静的失望。 从那以后，我不敢再明著对云好，怕给她添麻烦。对冬和她那几个伙伴，也多了点说不清的疏远。我甚至有点怕见冬，怕想起那个山坡，怕想起自己那会儿的怂。 云后来进了另一个圈子，都是班里不太合群的人凑一块儿的。没人再特意欺负她们，可也没真正融进去过。 走廊上碰见，她低头快走。我也低头，装没看见。 四 多年以后，再想那段日子，夜色里的信、掌心的温度、云那一眼，还是清清楚楚的。 那些暖和那些愧，都是时间留在我身上的印子。 那只锈铁盒，藏的不是啥秘密。藏的是写信时的心跳，牵手时的烫，站著不动时的僵。藏的是那个还不会护著別人的自己，那个关键时候缩回去的自己。 那些信、那双手、那个背影、那一眼——它们没消失。只是从日子里转进了记忆里，安安静静搁著，等哪天不小心碰著了，就全翻出来。 我问过自己好多回：仙是谁？云后来好不好？那座南方小城，有没有最后接纳她？ 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了。 可后来我也慢慢想明白了。青春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是啥圆满结局。留下的是一些没答案的问题，一点温度，一些还不上的愧，和一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 我帮別人写过那么多情书，自己的心意一个字没写过。我懂云的孤独，可她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僵在那儿。我喜欢过仙的字，却从没敢问过她名字。 这些，不全是怂。 是一个男孩还没学会护別人之前，笨手笨脚学护自己的样子。是那年纪我能做的最好的事——哪怕后来成了心里一根软刺。 真放下来，不是找到她们，不是补上啥。 是认了那个缩回去的自己，也曾真心活过。 是认了那份不周全，曾真伤过人，也扎过自己。 然后带著这些印子，接著走。 它们在记忆里安安静静躺著，像那只墙洞里的锈铁盒。等哪天，被谁的手肘，轻轻碰落。 那只锈铁盒后来不知道去哪了。墙洞还在不在，我也不知道。 那段荒诞又潦草的青春往事 人这一辈子的际遇，真的玄妙又无常，兜兜转转，儘是身不由己的阴差阳错。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，可这件事，我记得真真切切。 中考放榜那天，我站在布告栏前，看见自己的名字掛在一中的录取名单上。分数线刚刚好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本是旁人求之不得的喜事，可我站在那里，心里半点欢喜都没有，只剩满心的惶恐。初中三年底子打得太差，基础薄得像张纸，风一吹就透。我比谁都清楚，自己早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。硬挤进普高的赛道，不过是勉力支撑，终究跟不上旁人的脚步。 思来想去，我索性放下了旁人眼中的“光明前途”，回头和家人商量了一下，其实也就是通知一下家人，根本没有想著他们同意，转头填报了职高。起初一心想学机修，想著凭手艺吃饭，踏实安稳。可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——机修班名额早早招满，我毫无选择，被硬生生调剂到了电器维修班。那张调剂通知递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我看了看，叠起来揣进兜里，什么都没说。那年我十六岁，已经学会了不跟命爭。 也是在高一那段日子，年少的我早早尝遍了谋生的滋味，凭著一股子闯劲，做起了各种小买卖。那些事现在想起来，又好笑，又心酸。 卖盗版磁带那阵子，进货的门路是我自小在城里东奔西跑、四处閒逛摸出来的。那是一处藏在街巷深处的角落，七拐八绕，外人就算想找，也根本摸不清进去的路。巷子窄得只能侧身过，两边墙皮剥落，露出里头的青砖。接头的人是个瘦高个，话少，接过钱就把纸箱递过来，从不閒聊。我抱著纸箱往回走，心跳得厉害，又怕又兴奋。靠著这份独有的门路，我前前后后卖出去几百盘磁带，多多少少赚了一点零花钱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总有街头的小流氓上门骚扰滋事，在摊子前一站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盯著你。盯到你心里发毛，自己把摊收了。折腾了一阵子，我实在不堪其扰，只好作罢。 磁带不卖了，我又转头去卖彩票。本想踏踏实实赚点钱，没承想反倒惹出了一场无中生有的流言。不知是谁传出去的，说我家中了彩票大奖，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闹得人尽皆知。那段日子，父亲倒是结结实实出了一迴风头，走在路上，逢人就被打趣：“你家中大奖了，该请客咯！”他回来跟我说起，脸上带著笑，又带著点说不清的尷尬。可没人知道，我卖彩票前期非但没赚钱，反倒亏了不少。摆摊的时候，总有人爱占小便宜，拿了彩票不给钱，要么就耍赖说早就付过了，是我自己记性差忘了。我蹲在摊子后面，看他们拿了就走，张张嘴，又把嘴闭上了。吵不过，认了。 吃了几次亏，我便不再守著规定的摊位卖。索性揣著彩票跑到街上，专找那些做服装生意、开小店的生意人推销。他们出手格外大方，常常一买就是一整本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心里还暗自纳闷：这些人怎么这么有钱？不光整本的好卖，零散的彩票我也卖得格外快。別人卖彩票，总爱吹嘘自己手里的票中过奖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，逢人就说：“我这一本都快卖完了，一直没开出奖，说不定大奖就藏在剩下这几张里了！”就凭著这句话，手里的彩票总能很快售罄。这话是不是真的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可他们信了。 后来我还卖过火炮。年少贪玩，学著大人的样子抽菸，一个不留神，火星溅到了摊子上，瞬间引燃了所有火炮。噼里啪啦炸作一团，烟雾腾起来，红纸屑满天飞。我整个人往后跳，耳朵里嗡嗡响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万幸的是，没有伤到人。只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，反倒成了最好的“gg”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剩下的火炮竟被一抢而空。一番折腾下来，没赚没赔，堪堪找回了本钱。收摊的时候，我蹲在地上捡那些没炸开的零散火炮，手还在抖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敢碰过烟。直到当兵第二年，才又学会了吸菸。 我还做过一桩旁人羞於启齿的无本买卖，卖过计生用品。那个年代，大街小巷遍地都是新开的录像店，店里时常会放一些所谓的科普教育片，风气悄然开化。我心思活络，跑去计生办领了一批免费发放的计生用品，转手在学校男生里做起了这无本生意，一分本钱不用花，倒也能挣些零碎钱。可做了没多久，年少的心底终究觉得难堪、彆扭。有人来买的时候，我不敢看人家的眼睛，低著头，把钱接过来，东西递过去，像做贼一样。越做越觉得不体面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毅然停了手，再也没有碰过这门生意。 再后来，我刚学了些电器维修的皮毛，便想著凭手艺挣钱，挨家挨户上门给人修理家电。背著工具包，骑著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，在城里转。凭著几分机灵和刚学到的本事，小毛病手到擒来，收费也比街边的门市便宜，一时间倒也揽了不少活计。有人开门看见我，愣了一下——大概没想到上门修电视的是个半大孩子。可我修好了，人家也就没话说。可年少不懂江湖规矩，不知各行有各行的门道。我这般私自上门接单，低价抢活，实实在在动了街边维修门市的饭碗，坏了当地的行规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找上门来。那天下午，两个人在巷口堵住我，言辞严厉地警告了一番。我心里又怕又慌，深知自己触犯了规矩，不敢再有半分逞强。从那以后，工具包掛在门后，再也没动过。 这些年少时的谋生经歷，有辛酸，有狼狈，有小聪明，有荒唐的意外，也有少年人独有的羞耻与坚守。如今回想起来，皆是独属於那个年纪的鲜活印记。像母亲泡菜罈子里刚放进去的萝卜，还生著，咬一口脆，带著土腥味。 本以为换了一条路，就能躲开过往的糟心事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个我打心底里厌恶的校长，竟然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。就是当年初中执意划分快慢班、待人刻薄的那位，如今带著他一个趋炎附势的手下，调任到我们这所职高当了校长。开学典礼那天，我看见他站在升旗台上，还是那副派头，背著手，下巴微微抬著。我只觉得浑身不適，满心压抑，忍不住在心里苦笑：这世间之大，怎么偏偏哪里都有你？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他便又开始折腾。全然不顾学生的前程，一意孤行地改了学校的规矩。往届职高生都是高三才外出顶岗实习，他偏偏独断专行，强制我们所有职二的学生，提前一年离校实习。消息宣布那天，教室里嗡嗡响成一片，有人高兴，有人发懵。我坐在后排，看著窗外的天，灰濛濛的。 这场荒唐的安排，终究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实习期间，校方发放的生活费少得可怜，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繫。三个同龄的学生，年少懵懂又走投无路，一时糊涂持刀抢劫，不过抢了十几块钱，却因为年满十八、持刀作案，最终被判了刑。大好的青春年华，就此彻底毁於一旦。 这些事，我是从温州回来之后才知道的。 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这一届的实习只能草草收场，狼狈终止。可始作俑者的他，那位一手酿成悲剧的校长，仅仅受到了几句轻飘飘的训诫，没有半点实质性的惩罚。事后不过是恢復了往届高三实习的规矩，便不了了之。这般不公，如今想来，依旧让人满心愤懣。可那时候，谁又敢说什么呢。 万幸的是，这一次我没有隨波逐流。没有跟著学校的安排去实习，而是独自跟著姨妈，坐长途汽车远赴温州谋生。侥倖躲开了这场荒唐的风波，也避开了那段晦暗的时光。汽车开动的时候，我靠著车窗，看著站台往后退，心里说不上是庆幸还是茫然。 如今回望在职高的那一年，日子平淡得近乎寡淡，没什么波澜壮阔的故事，也没什么刻骨铭心的回忆。整日里无非是埋头学习电器维修的知识，跟著老师认线路、焊零件、学原理，一点点打磨手艺。我亲手组装过一台收音机，一台收录机，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。收音机装好的那天晚上，我拧开开关，刺刺啦啦一阵响，然后人声从里面飘出来，不太清楚，但確实是人的声音。我蹲在桌子前，听了很久。那些亲手做出来的物件，质量格外扎实，被家里人一直用著，直到我当兵退伍归来，都还能正常使用。打开那台黑白电视机，画面沙沙的，人脸上全是雪花点，可还在亮。成了那段平淡岁月里，唯一实实在在的念想。 而那些年，周遭的世界，也满是荒诞不经的人间闹剧。 我当初放弃的那所一中，出过一桩轰动全城的大事：一名学生在做早操的时候，失手打死了一位刚参加工作、风华正茂的新老师。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满城皆知。那天我们连晚自习都停了，一群半大的少年，懵懂无知地凑过去，围著看热闹。我站在人群外面，踮著脚往里看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只看见好多后脑勺，和前面传来的、压低了的说话声。如今想来，只剩满心唏嘘。 还有一件荒唐事，至今难忘。那时候薪资微薄，日子难熬，我们学校有几位老师，为了谋生想外出打工。结果被教育局的人追到车站，硬生生从车上拽了下来，百般阻拦，终究没能成行。我没亲眼看见。只知道他们后来还是回来了，继续上课。 那段青春，没有光鲜亮丽的底色，没有意气风发的憧憬。命运一次次推著我走，旁人的任性妄为搅乱了岁月。年少的我在市井里摸爬滚打，尝尽谋生的不易，撞过世俗的规矩，也守住了心底最朴素的体面。可终究，我还是凭著自己的选择，一步步走出了属於自己的路。 那台收音机后来不响了。我拆开看过，里面一个零件鬆了，焊点脱落。我没修。就那么搁著，搬了几次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了。 但它响过。我记得它响过。 初入社会-老家-温州 1994年8月 还记得那年的江风很大，大得能把人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都吹散。我像一只裹紧的蚕蛹，连头带脚缩在被子里，安安静静地躺在轮船的甲板上。 彼时三峡工程正干得热火朝天。江面上、两岸边，到处都是举国建设的浩荡声势——货船拖著一串串驳船缓缓前行，岸上的卡车、挖掘机、工人像蚂蚁一样忙碌。可这一切，我那夜全然未曾窥见。江上的夜风呼啸得厉害，天又沉得漆黑一片，连颗星星都看不见。我怕冷，整个人严严实实地裹在被子里缩成一团，昏昏沉沉地睡著，浑然不觉船身正缓缓穿行过雄奇的三峡。等天光破晓，江雾像幕布一样被拉开，我掀开被子探头望去，才后知后觉地知晓——我们早已驶过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江面。 江水一遍遍拍打著船身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整艘船都跟著轻轻摇晃，温柔得像小时候母亲哄我入睡的摇篮。风裹挟著江面的水汽扑在脸上，混著淡淡的咸腥气，还带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旷。风大得让人睁不开眼，也把心底那些乱糟糟、剪不断的念头，全都吹得四散飘远。 说起这趟远行，根子还得从职高二年级说起。 那位我打心底里无比反感的校长，擅自改了规矩。原本该职三才去的校外实习，他非要安排我们职二就动身。我本就看他不顺眼，平日里没少在背后骂他，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。索性赌了气，没有跟著学校的大部队同行，转而跟著姨妈，一同远赴温州打工。 我们先坐车到了万州，再换乘轮船去往沙市。那会儿电视里铺天盖地全是沙市日化的gg，“活力二八，沙市日化”——时至今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篤定自己就是在这儿下的船。在等候去往温州长途车的那几天，我终於如愿玩上了心心念念的街机。虽说技术烂得一塌糊涂，摇杆搓得手指生疼，可《三国战纪》《街头霸王》这些游戏，差点让我彻底著了迷。最后还是姨妈揪著我的耳朵，嗔怪道：“刚离开家就野了心，难不成真没人管得住你了？”我才恋恋不捨地作罢，临走还回头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残影。 一路顛簸，终於抵达温州车站。可刚一下车，眼前的景象就给了我当头一棒，让我惊得目瞪口呆。 你见过真正的露天厕所吗？不是简陋，是毫无遮掩。车站路边就摆著一排简易小便池，一眾男人就那样旁若无人地站著方便，温热的水流匯成一道道细流，在日光下泛著光，格外扎眼。更让我三观震颤的是，这里竟然男女同厕，互不避讳，甚至还能坦然地向身旁的女性借纸巾。我站在原地，整个人都嚇呆了，半天缓不过神，嘴巴张著忘了合拢。姨妈见我这副模样，反倒一脸不以为然，笑著说我没见过世面，大惊小怪的，这点场面都扛不住。 吐槽归吐槽，路还是要赶。我们隨即坐上前往打工地点的车，车子一路摇摇晃晃，在坑洼的土路上顛簸前行。马路两旁放眼望去，全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，机器轰鸣，人影忙碌，整座城市透著一股朝气蓬勃、野蛮生长的生机与活力。看著这番景象，我心里的错愕渐渐散去，反倒对即將落脚打工的地方，生出了满满的憧憬与期待。 可这份憧憬，在抵达目的地的那一刻，碎得彻彻底底。 哪里是什么像样的工厂，不过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家庭作坊。那时候的温州，遍地都是这样的模式——前店后厂，吃住干活全挤在一栋小楼里。我来的这家，是个小型的家庭家具厂，规模小得可怜。算上我、老板、老板的弟弟，全厂一共就六个工人，其中还有一个年纪小小的童工，是秀山过来的；另外还有一个工友，来自梁平。 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千里之外的温州，这么狭小的一个作坊里，竟然能遇上两个重庆老乡。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没出两天，我们三个异乡人就亲如兄弟，好得能穿同一条裤子。 打工的日子有多苦、有多累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免得旁人听了，觉得我是在卖惨诉苦。日子虽苦，我们也总要找点乐子。閒暇之余，我提议一起去看海。让我意外又无语的是，他俩比我早来一年多，竟然从来没有去过海边。 说走就走。在一个当地每周下午都要电力检修的日子——全城断电，机器停工，老板也懒得管我们——我这个刚学会了两三句温州话的人，就这么连问带猜地带著两个兄弟出发了。走了十多公里路，我带著这两个比我早来一年多的“前辈”，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看海。 你们肯定会想，我会用那些文縐縐的句子去描写大海——什么无垠的蓝撞进眼眸，什么海风轻吻脸颊、浪花调皮地挠著脚丫，什么大海用宽广胸怀包容一切，什么潮起潮落是生命的乐章。 我偏不那么写。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我第一眼看到的，根本不是你们想像中的大海。哪里有什么碧波万顷，哪里有什么洁白沙滩，入目所及，就是一大片光禿禿的滩涂，满地都是黑黢黢的烂泥，散发著潮湿的腥味。往里面刚走两步，整个人半个身子就陷进了淤泥里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动弹不得。远远望去，只能看见一道模糊的水线，灰濛濛的，跟天混在一起分不清边界——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所谓的海了。 那一大片连天连海的滩涂上，倒是有当地有钱又清閒的人在赶海。他们手里有一种特製的轻便木船，长三米左右，宽却不足一米，船底扁平，专门用来在浅滩上滑行。说它轻便，是真的轻巧，那些人上岸之后，单手就能把整艘船提起来，轻轻鬆鬆转身就走，连口气都不喘。看得我们三个外乡人，陷在烂泥里，目瞪口呆。 人家就这么走了。 两个兄弟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一边笑一边拍著淤泥问我：“海，就这？” 海不好看，没关係。我大手一挥，说带你们去看山。 於是又一个停电检修的下午，我们三个閒人再次动身，一路打听著方向，先往伯温庙走去。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：我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大山孩子，见惯了家乡层峦叠嶂、林木葱鬱、清泉潺潺的青山，一眼望见眼前这山，心里只剩满满的无语。这也配叫山？稀稀拉拉没几根树，放眼望去全是光禿禿的乱石岗，听不到半点儿溪水叮咚，连一丝山林该有的灵气都没有。我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：就这破地方，也敢称作山？ 我们仨轻轻鬆鬆就爬上了山顶，连一滴汗都没出，气都不带喘的，半点爬山的滋味都没有。可就是这片看著荒凉贫瘠的山石之地，却是温州赫赫有名的大罗山，脚下每一寸土地，都沉淀著千百年的厚重往事。 后来我才知晓，早在南朝刘宋年间，永嘉太守谢灵运就曾游歷此地，写下“扬帆採石华，掛席拾海月”的千古佳句。古籍里也清清楚楚记载著，帆游山地从前本是一片汪洋，舟船往来不绝，那时的大罗山，还是孤悬在大海之中的岛屿，荒无人烟，从未被开发。 可这些风雅典故、千年歷史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係呢？我们三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打工仔，不懂什么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，只觉得这光禿禿的石头山，平平无奇，一点耍头都没有，实在提不起半分兴致。 但转念一想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白跑一趟，还是上去看看吧。 结果可想而知，真是尽心而去，扫兴而归。经此一遭，我是彻底没了兴致，往后再也不提出门游玩的事儿了。每天下了工，就窝在那间小作坊里，听梁平的老乡用家乡话讲些不著调的段子，秀山那个小童工抱著收音机听歌，老板在隔壁房间算帐，电锯的声音歇了，人声反而更显得安静。 可奇怪的是，很多年后，我忘了很多人、很多事，却始终记得那个陷在烂泥里的下午，和那座光禿禿的山。记得江风怎么吹，记得姨妈揪我耳朵时手指的凉意，记得温州车站那股说不出的气味。 也许，这就是青春吧——它不是你想看的三峡日出，而是你蒙头大睡时，船已经开过了。等你醒来，只剩江水一下一下地拍著，像是说：没关係，前面还有更破的海，更禿的山。 露天电影的衝击 我早年在家乡的学校旁，还做过一桩无本小生意，偷偷卖过计生用品，可那东西到底怎么用，我那是半分都不懂——那会儿穷得叮噹响，哪有閒钱钻进乌烟瘴气的录像厅，去看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整个人青涩得像颗没熟透的青桃，对男女之事懵懂又敬畏。 可到了温州，这份懵懂很快就被硬生生撕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衝击，直接把我的世界观砸得稀碎。更离谱的是，那不是偷偷摸摸的录像厅，是**＊正大光明摆在露天里，一群人扎堆看，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，连怀里叼著奶头吃奶的娃娃都混在人群里，全员围观，无一人避讳，那场面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，今天我讲给你听。 那是一个闷热的上午，家具店老板差我们几个学徒去给人家搬桌椅，帮著置办婚宴。到了地方，院里院外全是人，闹哄哄的喜气洋洋。我们手脚麻利地摆好桌椅板凳，主家热情，非要留我们吃席。可那酒席的口味，我们几个外地小子半点吃不惯，寡淡无味，嚼在嘴里跟嚼蜡似的，心里头只惦记著出租屋里那罐自家带的辣椒酱，盼著赶紧完事回去，就著辣酱啃馒头都比这强。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要散席了，天彻底黑透了，晚风一吹，院里的人非但没散，反而越聚越多。有人扯起一块大白布，四角拴在树上拉得笔直——这架势我太熟了，老家村里常这样，是要放露天电影了！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跟老板说看完电影再走吧，当时老板看我的样子，怪怪的，他没反对，只是怪笑著同意了。 我连忙招呼同来的两个兄弟，手脚麻利地腾出一块空地，摆好长条凳。我们很懂规矩，我们是帮閒的，绝对不往前凑，前排那都是主家亲戚和贵客，哦，还有新娘子坐的地方。我们就安安静静待在后排，满心欢喜地等著开场，心里还猜著，今天是放武打片还是故事片，满心都是少年人对露天电影的期待。 很快，人齐了，新郎新娘及主家贵客都坐满了前排，然后，白布上就亮了起来，先是一串弯弯曲曲的外国字，接著是金髮碧眼的外国人。我们仨还凑在一起小声打趣，笑著说：“哟，今儿个档次不低，还看外国片呢！” 可话音刚落，画面毫无铺垫，直奔主题，开场没几分钟，又没有字幕，听也听不懂的鸟语，只见屏幕上的男女瞬间褪去衣衫，赤身裸体纠缠在一起，不堪入目的画面直衝衝撞进眼里。 我们仨当场就僵住了，眼睛瞪得溜直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懵了，浑身血液好像都凝固了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走，太丟人了，太羞耻了！ 可转头往四周一看，原来我们以为坐的是后面，现在后面那全是人，瞬间心凉半截——这哪里可能还走得掉？ 整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密不透风。人群里什么人都有：光著膀子的壮年男人，叼著烟看得目不转睛；挎著围裙的婶子大娘，挤在人群里，眼神直勾勾的，半点不躲闪；头髮花白、满脸皱纹的老头老太，拄著拐杖往前探著身子，看得津津有味；还有半大不小的小子丫头，不懂事地挤在前排，仰著脖子看；最让我头皮发麻的，是好几个抱著孩子的妇人，怀里的娃娃叼著奶头，睡得一脸安稳，小嘴巴还时不时咂两下，而她们的母亲，就抱著吃奶的娃，混在人群里，安安稳稳地看著，没有半分不好意思。 男女老少，长幼尊卑，在这块白布前荡然无存。所有人都凑在一起，看得投入，竟然还有人低声议论，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妥，没有一个人避讳躲闪。 我们仨想挤出去，可胳膊挨著胳膊，腿碰著腿，人挤人、人挨人，根本挪不动半步。真要硬挤，也不是出不去，可那样太扎眼了，所有人都会回头看我们三个毛头小子，那窘迫劲儿，比坐在这儿看还难受。 最后只能心一横，算了，来都来了，硬著头皮坐著吧，说实话，心里也藏著几分少年人的好奇，是真想看。 那一夜，屏幕上的画面我半点没看进去（真没看进去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），只觉得浑身发烫，脸颊烧得通红，三观被碾得粉碎，从小到大的认知全被顛覆了。 回到出租屋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一整夜没合眼，脑子里全是那白花花的肉，赤果果的身子，荒诞的场面，全是那群男女老少、连吃奶娃娃都在场的围观人群，越想越震撼，越想越恍惚。 第二天一早，顶著一双肿得像核桃的眼睛去干活，家具店老板瞥了我们仨一眼，一看就心知肚明，捂著嘴一个劲地偷笑，那笑容，看得我又羞又窘，心里只剩一句话：我是真＊＊服了，这温州，真是给我上了这辈子最离谱的一课！ 出头 那是我在温州的第一份活路。 姨妈找的七甲的一个家庭家具作坊，没得流水线，没得规整厂房，就一个院子堆满木料、工具和半成品。我乾的活简单——搬木料，打磨板材，上底漆。刚开始全是出力气的粗活，没得技术含量，全靠一身力气硬扛，后来是在桌子上画荷花等技术活。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又快得很。天不亮爬起来，跟著老板和几个工人一起忙，手上磨出厚茧，身上沾满木屑和油漆味，天黑透了才收工，累得倒头就睡。睁眼又是重复的一天。一晃，就到了年根底下。 那时候温州的所有私人小作坊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平日里不发全额工资，只给几十上百块生活费，够买口饭吃、添件薄衣。大家辛辛苦苦干满一整年，全盼著腊月年底这一天老板把全年工钱一次性结清，好揣著血汗钱回老家过年。给老人孩子带点年货，也算没白在外头奔波。 可偏偏到了年底结帐这天，黑心老板的算盘就露出来了。 作坊里那个跟我看海爬山秀山来的小童工，看著不过十五岁，瘦小，黑瘦黑瘦的，说话带著浓浓的山里乡音。性格內向，怯懦，平日里不管多脏多累的活都抢著干，从不敢偷懒，就怕丟了这份餬口的工作，因为秀山是真的穷，要不也不会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。 轮到给他结工钱的时候，老板不仅剋扣大半，找各种由头罚款，还铁了心要当场把他赶走。因为那会儿上头严查非法使用童工，街面上时不时有检查组过来巡查，老板心里著慌，怕这个小童工还留在作坊里就会给自己惹大麻烦，只想赶紧把人撵走，剋扣的工钱也打算赖掉。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，见不得弱者被人欺负。 看著小童工低著头，手指紧紧攥著衣角，眼眶红红的，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，我一股火气就涌上来了。当场跟老板槓上。拍著木料堆，声音洪亮地要求他，必须把小童工的工钱一分不少结清。 “他年纪小，乾的活一点不比我们少。搬木料、打磨板材，哪样没出力？你凭什么扣他工钱？” 我梗著脖子，寸步不让。 一同做工的看海爬山的梁平兄弟，平日里和我关係不错，一起搬料、一起吃饭。这时候却全程一言不发，低著头，眼神里满是犹豫，手指攥著打磨机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不是冷血，也不是不仗义。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，家里有老人要养，有弟妹要供，他不敢冒险。 我的强硬惹恼了老板。他指著鼻子骂我多管閒事，说我不懂规矩：“我开作坊僱人，想给多少就给多少，轮得到你一个外来打工的指手画脚？不想干就滚，有的是人想来！” 记住我们101看书网 话音刚落，老板弟弟从里屋出来了。 人不高，平时还算个好人，但这时候，他上来就推我一把，力道大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们家的事？” 我本就一肚子火，被他这一推，再也忍不住了。 当场扭打在一起。 作坊里的木料、工具被撞得东倒西歪，木屑纷飞。其他工人都躲到一边，没人敢上前。梁平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，手足无措。我个子不如他，力气也稍逊，但年轻气盛，憋著那股替小童工討公道的劲，拼了命跟他周旋。拳头落在身上不觉得疼，眼里只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。 打了几分钟，两人都弄得满身木屑尘土，脸上也有了划痕。 老板看著越打越凶，生怕闹大了引来巡查的人，也怕闹到派出所影响作坊生意，反倒先怂了。连忙喊停，语气软下来，一边拉他弟弟，一边冲我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別打了。我给，我给还不行吗？” 转身进屋拿了钱，给小童工结了帐。 小童工接过钱，小心翼翼数了数，小声说了句“给齐了”。我也没细算，只知道那笔钱应该是比最开始老板想给的多得多。至少能让这孩子揣著钱，安安心心回家过年。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这破家具作坊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。 老板虽然怂了，心里肯定记恨我。继续待著，指不定被怎么刁难，找理由扣工钱。好在老板倒也乾脆，知道我留不住，也不敢再留了，当场就给我结清了所有工钱，没再剋扣一分。 我拿著工钱走出作坊，心里没得半点留恋。只有一丝痛快。 至少帮那孩子討回了公道。 回到姨妈租住的地方，姨妈得知来龙去脉后，一个劲埋怨我。说我太衝动，爱多管閒事。 “你出来是打工挣钱的，不是来惹事的。现在好了，工作丟了，周边作坊老板都知道你这个性子，看谁还敢雇你！” 姨妈的话里满是无奈。一边骂我，一边又四处托人帮我找新活计。 果然被她说中了。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周边几个村子的家具作坊和小加工厂老板都听说了。知道我性子太刚，爱打抱不平，怕我在他们那里惹是非，没人敢用我。 在家待了几天，心里也有些著急。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，总不能一直借住在姨妈这里，也不方便。 当时我胆子也大，趁姨妈上班去了，就一个人跑市里找工作，你还別说，真找到了，就是生產打火机。 回来和姨妈一说，她不干，藏著我的身份证不给我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这个村子的年轻村长给了我一个机会。 刚从浙大毕业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眉眼间带著书生的斯文，又有一股子超乎年龄的沉稳。听说他原本在城里有很好的工作机会，可父亲突然离世，家里模具厂没人打理，又要照顾年迈母亲和年幼弟妹，才毅然回乡。一边接任村长，一边打理模具厂。 他听说了我的事，没像其他老板那样忌讳。反倒觉得我性子正直、敢作敢当，半点不嫌弃，执意收留了我。在他家模具厂干活，管吃管住，还能开工钱。比在家具作坊里安稳得多。 村长家在村子中心，一座不大的院子。院子一侧搭著厂房，摆著模具加工的机器，平日里嗡嗡响。院子里种几棵青菜，一棵老樟树，夏天枝繁叶茂，特別凉快。 他们家四口人。除了村长本人，还有年迈的母亲，头髮花白，身子不算硬朗，却极慈祥，平日里总爱给我们做温州本地小吃。弟弟正读高三，沉默寡言，一心扑在学习上，盼著考上好大学。妹妹读初三，活泼开朗，嘰嘰喳喳，总围著我问外面的事。她说翻过年九月就该升高一了。 模具厂里还雇了几个青田来的打工妹，做模具组装和打磨的细活。我本身学电器维修的，对机器设备的构造和电路原理本就熟，进厂后上手格外快。三天就熟练掌握了模具加工机器的操作、调试和简单故障维修。不再只是搬料的粗活，还能帮著打理机器、处理小毛病。 平日里大家互相照应，相处得很和睦。还有一个本地的傻子阿付，脑子不太灵光，但极老实，每天来院子里帮忙扫扫地、整理废料。我们也从不欺负他，给他留吃的。 一大家子人，加上模具厂的工人，凑在一起，吵吵闹闹，多了几分家的暖意。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意外来了。 一次上街买东西，刚走到村口小桥边，遇上查验暂住证的。三四个人，態度蛮横，上来就要我出示暂住证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来递过去，他们看都没看，一把扯过，当场撕得粉碎，隨手扔进旁边河沟里。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外地打工的还敢囂张，没证滚回老家去！” 我看著河沟里飘著的碎纸片，心里一股火涌上来。 没吵，没闹。 一言不发，死死盯著他们。眼神里没得畏惧，只有冰冷的坚定。他们被我看得不自在，把我带到附近派出所。一路上呵斥，我一声不吭，就那么看著他们。到了派出所让我蹲墙角，我乖乖蹲著，眼睛一刻不离盯著他们。盯得他们心里发慌，坐立难安，甚至不敢跟我对视。 后来有人把事告诉了村长。村长出面赶过来，一边跟派出所的人沟通，一边忙著帮我补办暂住证。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分明是之前那个家具作坊老板怀恨在心，找人故意刁难我，想让我在温州待不下去。 可我一点也不怕。 我没做错事。一身傲骨，半生硬气。出来打工这么久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刁难没遇过，从来没服过软。 看著村长忙碌的身影，心里满是感激，也更坚定了那个念头—— 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守住自己的底线。不能欺负別人，也不能被別人欺负。 那场没敢开始的恋爱 1995年1月，我搬进了村长家的院子。那时候我十八岁。 院子不大，一侧搭著厂房，摆著模具加工的机器，平日里嗡嗡响。院子里种几棵青菜，一棵老樟树，夏天枝繁叶茂，特別凉快。他们家四口人：村长本人，年迈的母亲，读高三的弟弟，读初三的妹妹。模具厂里还雇了几个青田来的打工妹，做模具组装和打磨的细活。另外还有一个本地的傻子阿付，脑子不太灵光，但极老实，每天来院子里帮忙扫扫地、整理废料。 我本身学电器维修的，对机器设备的构造和电路原理本就熟悉，进厂后上手格外快。三天就熟练掌握了模具加工机器的操作、调试和简单故障维修。不再只是搬料的粗活，还能帮著打理机器、处理小毛病。 而且我这人，从小就有个本事——学话快，要不怎么能在初中的时候当了两年英语课代表呢。在温州待了几个月，连说带猜，温州话已经能跟本地人瞎侃了。村里人觉得稀奇，一个外地小子，这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土话，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 再说长相这事儿，不是我自夸，但得说清楚。我这张脸，清瘦，下頜线清晰但不尖锐，五官精致温润，眉骨立体却不强势，眼神清澈，带点少年气的纯真。人家常说的“温润如玉”，大概就我这意思。收拾得乾乾净净，在一群灰头土脸的打工仔里头，確实有点扎眼。不是我自夸，这是实话。 村长自然也看在眼里。 他为什么不怕我学技术？因为他心里门儿清。模具加工这点手艺，学会了大把人会，可学会了又怎样？一台机器多少钱？原材料进货渠道你摸得著吗？成品往哪儿销？客户认你一个外来的毛头小子吗？温州人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、人脉、资金，我一个打工仔，十年八年也追不上。他留我下来，不是可怜我，是算准了我翻不了天。相反，我能干、肯钻研、能跟工人们打成一片，还能帮他撑起这摊子活。他呢？他一个浙大毕业的高材生，本可以在城里做体面的工作，要不是父亲突然走了，他才不愿意窝在这个破地方。他巴不得有个人能帮他盯著厂子，他好腾出手去做自己的事，去追寻他的诗和远方。所以一个敢教，一个愿学，一拍及合。 这就是温州人的精明——不是藏著掖著，是把帐算得清清楚楚，大家各取所需，谁也不亏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 村长家的母亲寡居，脸上刻著岁月的痕跡，却总带著一股精明干练的劲儿，平日里在厂里帮著管帐、收拾零件，手脚麻利得很。村长弟弟是个书呆子，一心要考他哥毕业的浙江大学。家里条件好，穿的用的都是牌子货，可他本人不讲究这些，天天窝在小屋里做题，偶尔出来吃饭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乾净利落，倒也不是那种穷酸样——温州人家的孩子，再书呆子也不至於穿得寒磣。只是他那股子闷劲儿，跟这个满是烟火气的作坊確实有点格格不入。 村长妹妹，刚上初三，下半年就要升高一。家里有钱，她根本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，每天放学回来，放下书包就扎进作坊里，缠著正在做工的我，在边上和我聊天、唱歌。她满心的喜欢顏色，总爱穿亮色的衣服，裙摆短短的，露出纤细的脚踝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带著温州姑娘特有的爽朗。 而且说实话，当地妹子有多开放，我是见识过的。之前在村子里就见过，不少农村女孩穿著三点式在家里走来走去，旁若无人。村长家也不例外。他妹妹在家的时候，常常穿著吊带、短裤，甚至有时候只著內衣就隨意走动。那青春的身体，看得人发慌。起初我还十分拘谨，不敢直视，可时间久了才发现，这不是轻浮，也不是放荡，而是无需遮掩的底气——家里有钱，不用靠取悦谁谋生，不用守著那些刻板的礼教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这是温州女性经济独立最直白的副產品。 妹妹看我的眼神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我在家具厂为小童工打架的事，在这屁大点的地方，早就传得人尽皆知。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，敢为弱者拍桌子，敢跟老板的弟弟动手，这在十六岁的姑娘眼里，不就是英雄么？再加上我长得帅，说话好听，又会来事，她不喜欢我才怪。 有好几次，她凑得极近，身子都快融进我身子里了，我心跳得砰砰的，脸上发烫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 青田来的那几个大妹子，个个敢说敢笑、手脚麻利，一眼就看穿了妹妹的心思，也看出我的窘迫。她们常常笑著打趣我，让我入赘到村长家。那会儿的温州农村，“入赘”从来都不是什么羞耻的事，反而是一种精明的家族算计。若是家里无子，招婿上门是再自然不过的安排——女方出房、出钱、出嫁妆，男方“嫁”进来，改姓隨户，既是家庭的劳动力，也是血脉延续的双重保障。青田人流传著一句老话：“寧要温州一张床，不要欧洲一间房。”90年代的温州，家庭作坊遍地开花，有钱、有厂、有赚钱的路子，这些青田大妹子，大多是衝著温州的生计来的，她们觉得我能干、肯吃苦，是个值得託付的人，才会笑著劝我入赘。 村长也知道这一切。知道妹妹缠著我，知道青田大妹子劝我入赘，知道阿付在一旁傻笑。可他不管。我不知道他为啥不管，难道是他以为我不敢？我只能说，他看人真准。 我心里直犯嘀咕，难道他全家都对我有好感了？我嚇坏了，心底一个声音不停冒出来——再不走，我感觉真的要出事了。 可每天看著工具机轰鸣，看著村长母亲忙碌的身影，看著妹妹鲜活的笑脸，看著那几个爽朗的青田妹子，我又觉得这日子热火朝天的，有种说不出的奔头。 阿付那傻子，一米七六的个子，整天弯著腰还没有我这一米六八的人高，裤腰带都快扎到胸口了，就在旁边傻笑，手上的活却半点不含糊。他不是看得通透，也没有什么藏在骨子里的生存智慧，人家是真傻子。他弯腰，只是习惯性的姿態，或许是常年跟著人学干活，看別人弯著腰，便也跟著弯，无关精准操作，只是本能的模仿；他傻笑，也不是通透，就是天生的模样，对周遭的一切都懵懵懂懂，分不清谁能干、谁不能干，只是见了人就笑。唯有干活的时候，他才会收起那副傻气，跟著旁人依葫芦画瓢，虽不懂原理，却肯下力气，手脚也还算麻利。人家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傻子，没有多余的心思，简单又纯粹。 我有时候看著阿付，反而觉得踏实。这世上的事，哪有那么复杂呢？ 直到初夏一天晚上，这妹妹竟然偷摸著进了我在她家的住处，要不是她妈妈的一声吼，清白不保了，这下我再不跑不行了。 第二天天一亮听到主屋的动静，我马上就去找了村长。 我说，我要回老家了。 村长看了我一眼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我知道他是真想留我。我这几个月把厂子把他的手艺学得差不多了，机器也打理得顺顺噹噹，他腾出手去跑了几趟外面的事，收穫不小。我走了，他又得自己盯著，那些诗和远方又得往后推。可他也知道，妹妹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，我不走不行了。 他没说“別走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，工钱我给你结。” 他还是没留我。不是不想留，是留不住了。 温州这边的人，做事乾脆。不拖泥带水，不婆婆妈妈。该留的时候留，该放的时候放，心里门儿清。 我走的那天，安安静静的。 只有阿付弯著腰在扫地，他看看我，傻笑了一下，又低下头去，继续扫他的地。 村长妹妹没有出来送我。 我背著包，走出院门，走过那条巷子，走到村口。自始至终没回头。 不是不想回。是不敢。 我怕一回头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 很多年后，我忘了很多人、很多事，却始终记得那个陷在烂泥里的下午，那座光禿禿的山，那场露天电影，那个小童工接过钱时红红的眼眶，还有村长妹妹凑近时身上好闻的肥皂味。 记得江风怎么吹，记得姨妈揪我耳朵时手指的凉意，记得温州车站那股说不出的气味。 也许，这就是青春吧——它不是你想看的三峡日出，而是你蒙头大睡时，船已经开过了。等你醒来，只剩江水一下一下地拍著，像是说：没关係，前面还有更破的海，更禿的山，更离谱的露天电影，更让人心慌的姑娘。 可你终究会走过它们。带著一身木屑和铁锈味，带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温州话，带著不肯弯的腰杆，走进下一个天亮。 温州那段日子，就这么翻篇了。 再入社会 1995年6月，川东到深圳龙岗的硬座大巴 在家没待几天。 不是不想待，是待不住。床是软的，饭是热的，母亲还是那几句——可我浑身上下像长了刺。那时候年轻，脚底板装了弹簧，踩在故乡的土上觉得往下陷，非得往外跑。又听说了学校实习出的那事，更呆不住了，那群傢伙可全回来了，我可不敢再跟他们打上关係，怕学坏了。 再说了，我心里还装著一个人。 一个笔友。高一的笔友。就是在杂誌上看到留言就写信交往的那种。 说出去都没人信——就一个地址，就敢跑。女的。高一那会儿交的笔友，信来来回回写了一年多，在温州都没有断过。她的字跡娟秀，措辞温软，信纸偶尔还带著淡淡的香味。她在信里说深圳的楼很高，海很蓝，街上的人走路都带风。 我没去过深圳。可她写出来的那些句子，让我觉得那座城市是亮的。 手里还攒著温州打工剩下来的钱，不多，但够一张南下的车票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吧。 我没跟家里说。不是不敢，是不忍。母亲知道了夜里不知道要翻多少次身，总是担心我，怕我在外面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人欺负。父亲嘴上不说，可他那个人，心里装事，装了就不倒。 我留了封信，压在饭桌上，用碗扣著。 信上写什么？记不太清了。大概就是“我去深圳了，別担心，到了写信回来”之类的话。字写得潦草，赶时间，也怕写多了自己反悔。 给她打了个电话。就一个电话，说了大概几天后几点到。那边说好。 掛了电话我就收拾东西。 现在想想，胆子是真大。高一的笔友，女的，没见过面，就一个地址，一个电话，就敢跑去投奔。也不怕人家是骗子，也不怕去了找不到人，更不怕家里知道了急成什么样。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。年轻嘛，觉得天底下没有走不通的路。手里有地址，兜里有钱，腿在自个儿身上，怕什么？ 趁天还没亮透，拎起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轻手轻脚开了门。包不重，里头塞了两件换洗衣服、那摞信、还有母亲前几天买回来的一袋橘红。 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。 没回头。 也不管走了以后，家里乱成啥样。啥都没想，就这样跑了，后来想起来，我跟哥哥的那种跑是不一样的。 一 从川东出发，天刚蒙蒙亮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????????????.??????】 长途车站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。蛇皮袋、编织袋、帆布包、塑料桶——什么行李都有，什么味道都有。有人蹲在地上啃干馒头，有人靠著墙根打盹，有人扯著嗓门喊“快点快点要发车了”。空气里混著柴油味、旱菸味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汗酸气。 我攥著车票，找到那辆老式解放底盘的硬座客车。车身刷著褪色的蓝漆，挡风玻璃上有几道裂纹，用胶带粘著。车门一开，一股热浪夹著尘土味扑过来。 一排四个硬座椅，绿皮的，弹簧塌了半边，坐上去整个人往下陷。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把帆布包塞在脚边。没过一会儿，车厢就满了。过道里堆满了行李，人挤人，膝盖顶著前排的靠背，胳膊挨著胳膊，连转个身都费劲。 车里没空调，车窗倒是能开。可开窗也没用，外面是土路，风一吹，灰尘呼呼往里灌。有人咳嗽，有人擤鼻涕，有人把泡麵端在腿上吸溜吸溜地吃，那股味精味混著汗味，熏得人脑仁疼。 我同座是个姑娘。 看著也是头一回出远门，怯生生的，眼神里全是不安。扎著马尾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脚边放著一个红色塑料桶，桶里塞著被褥和脸盆。她坐下来的时候，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又飞快地把目光移开，手指紧紧攥著膝盖上的布包带子。 车子发动的时候，她整个人绷得紧紧的，像一只隨时要逃跑的兔子。 二 路线我记得清清楚楚：川东→忠县→石柱→彭水→黔江→秀山，进湖南，过怀化、邵阳、衡阳、郴州，再经韶关、广州、东莞，最后到深圳龙岗。 可这路，真不是人走的。 川东南那段，弯多坡陡，雾又大。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悬崖，司机握著方向盘，身子隨著弯道左摇右晃，嘴里叼著烟，菸灰掉在裤腿上也不掸。会车的时候两辆大车擦著后视镜过去，车轮碾在路肩上，碎石哗啦啦往山下滚。我往窗外瞟了一眼，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赶紧把目光收回来。 姑娘也往外看了一眼，脸色发白，手攥得更紧了。 车速慢得让人心慌。二三十公里的时速，晃晃悠悠，像一只爬坡的老牛。有时候一个坡要爬半小时，引擎声嘶力竭地吼著，车厢里瀰漫著浓重的柴油味。 姑娘晕车了。她捂著嘴，脸色发青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翻遍帆布包，翻出两块橘红，掰了一块递给她：“含著，止呕的。” 她接过去，含在嘴里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才缓过来一些。 “谢谢。”声音轻得像蚊子叫。 三 一路上最闹心的，还是那些强行拉客吃饭的黑店。 车一到饭点，司机准往固定的路边店拐，明摆著是串通好的。车刚停稳，店门口就衝出来几个壮实汉子，堵在车门边，凶巴巴地喊：“全都下来吃饭！不吃饭不准走！” 一碗难以下咽的盒饭，贵得离谱，菜是凉的，饭是硬的，不吃也得掏钱。有人想赖在车上不下去，立刻就被人拍著车窗骂，眼看要起衝突。 这时候，车厢后面站起几个人——就是真真在街上混的。剃著寸头，身上穿著花衬衫或者旧夹克，脖子上掛著粗链子，眼神亮得嚇人。其中一个块头最大的，叼著烟走到车门口，往那一站，不紧不慢地扫了堵门的壮汉一眼。 没说话。 可那股子悍气，压得人心里发毛。 堵门的壮汉愣了一下，往后退了半步。另一个想上前，被同伴拉住了。 “行行行，不吃就不吃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”司机赶紧打圆场，重新发动车子。 车子继续往前开。那几个人坐回座位上，该抽菸抽菸，该打盹打盹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也正是有他们在，一路上那些想找茬的、试探的车匪路霸，远远瞅一眼就没敢靠前，少了不少麻烦。 姑娘小声跟我说：“刚才嚇死我了。” “没事。”我说，“有他们在，这一路应该太平。” 她点点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这回没躲开目光。 四 山路顛簸，夜里又冷。 车里没暖气，窗户漏风，冷颼颼的。姑娘困了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像小鸡啄米。我往窗户那边侧了侧身，想给她多让出点地方。 她迷迷糊糊靠过来，先是靠著我肩膀，后来整个人歪过来，头髮扫在我脖子上，痒痒的。到后半夜睡得沉了，整个人往我这边靠，紧紧抱著我的胳膊睡。 我没动。 胳膊麻了，肩膀酸了，可我没抽出来。不是不想抽，是不忍心。 她睡著的时候，眉头还是微微皱著。我低头看了她一眼，她的睫毛很长，在微弱的光线里微微颤动。嘴角有一点干皮，嘴唇起了一层薄薄的壳——大概是很久没喝水了。 天亮的时候，她醒了。 发现自己是抱著我的胳膊睡的，脸一下子红了。鬆开手，低著头，耳根红透了，小声说：“对不起啊……我睡著了，压著你了吧？” “没事。”我说，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胳膊。 她不敢看我，把脸转向窗外。玻璃上映出她的侧脸，红扑扑的。 五 进湖南之后，路平了一些。 从秀山出来，过怀化、邵阳，一路往南。国道虽然也是柏油路，可年久失修，坑坑洼洼的，车子一顛一顛的，像在筛糠。时速总算能跑到四五十了，可车里依旧闷热，太阳从车窗晒进来，晒得人昏昏欲睡。 姑娘又困了。这回她没犹豫，直接靠在我肩上。 我闻到她头髮上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，混著尘土味，说不上好闻，可心里莫名觉得踏实。 中途又停了几次车。每次停，我都下去买两瓶水，递给她一瓶。她接过去的时候，手指碰到我的手指，像被烫了一下，缩回去，又慢慢伸过来。 过韶关进广东，路宽了，可车也多，检查站一个接一个。有时候堵车能堵半小时，车厢里闷得像蒸笼，有人烦躁地按喇叭，有人在骂娘。 姑娘靠在我肩上，已经睡得习惯了。后半夜她整个人靠过来，脑袋埋在我颈窝里，呼吸均匀，温热的气息打在我锁骨上。我保持著那个姿势，一动不敢动，怕惊醒她。 胳膊早就麻了，肩膀也酸了，可我没动。 不是不想动。是不捨得。 六 车子终於进了深圳地界。 窗外的景色变了——不再是山，不再是农田，而是一栋一栋的高楼，一片一片的厂房，还有那些骑著自行车、行色匆匆的人流。 姑娘醒了。 她抬起头，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窗外，又看了看我。这一路三天三夜，她几乎大半宿都靠著我睡，从陌生拘谨，到慢慢依赖。 车子先到龙岗。她要在前一站下。 车停的时候，她站起来，拎起那个红色塑料桶，犹豫了一下，转过身，拉著我的衣角，小声问我：“你……能不能跟我一起走？” 眼神里带著不舍，也带著对陌生地方的慌张。 我看著她，心里动了一下。 可我想到自己还要去龙岗，想到笔友还在那边等著，想到这一路三天三夜的照顾，想到她靠在我肩上时的温度和重量—— “我送你下车。”我说。 我帮她拎著塑料桶，把她送到站台上。她站在那里，抱著那个桶，手指攥著桶沿，指节发白。 “谢谢你一路照顾我。”她说，声音有点抖。 “没事，路上小心。” 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这时候站台那头有人喊她的名字，她应了一声，回过头来。 “有人来接你了？”我问。 她点点头，笑了一下：“嗯，我表姐。” 又看了我一眼。这次没回头，拎著那个红色塑料桶，朝接她的人跑过去了。 七 车子重新启动，往龙岗方向开。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肩膀上空空的，胳膊也不麻了。可心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 窗外的深圳，楼很高，天很蓝，街上的人走路都带风。 和她在信里写的一模一样。 可我忽然觉得，那些信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，比这些更重要。 比如，一个人靠在你肩上睡著时的重量。 比如，天亮时她红透的耳根。 比如，那句没说完的话，和那个回头看了一眼的背影。 车子摇摇晃晃开进龙岗车站的时候，我拎起帆布包，踩在平地上，脚底板还是觉得地在晃。 三天三夜的路，骨头都快散架了。 可心里那口气，总算落了下来。 我站在车站门口，眯著眼看了看头顶的太阳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至於那个笔友——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 落脚与幸运 深圳那段日子，我一直不敢细写。不是忘了，是每想起一次，心口就闷一次。 我从川东坐三天三夜车过去，下车就看见她站在榕树下。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弯得像早就等了我很久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这一见，就是一辈子的亏欠。 但当时！天知道我是撞了什么好运。 刚下车，人潮涌动，深圳的六月热得发昏。我肩上挎著帆布包，手里攥著她画的路线图，还没来得及四下张望，就在熙攘的出站口一眼看见了她。 我们之前偷偷互寄过照片，可就算在这么多人里头，我还是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。她站在一棵小叶榕底下，穿一件淡蓝色的的確良衬衫，正踮著脚往这边望。目光碰上的一瞬间，她先笑了。 满心满眼，全是藏不住的欢喜。 见了面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她接过我手里的一个袋子，领著我往路边走。我先找了路边的公话摊，给家里拨了个电话。我妈妈在那头接的，她应该是一直守在电话边上，问到了没有、路上顺不顺利。我说到了到了，都挺好，有人接，住的地方也安排好了，长途电话费贵。三言两语报了平安，掛了电话，她才在旁边笑著说：“走吧，带你回去。” 你不知道，她刚一落脚，就热情得不像话。接过我行李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腕，她也没躲，反倒大大方方挽了一下我的胳膊，领著我往公交站走。那模样，倒好像我本就是她名正言顺的男朋友。 我原本还想著，她大概会把我安排在她亲戚朋友租住的地方落脚，毕竟是笔友，头一回见面，总该避避嫌。可没想到，在外面吃了顿饭，她又拉著我在村里转了一圈，认了认路，天一擦黑，直接带我回了她自己租住的小屋。 白泥坑村，本地人也有叫它“白银坑”的。村口立著气派的牌楼，底下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。出租屋一栋挨一栋，楼间距窄得能听见对面炒菜的声音。她住的那间是一排平房，推开铁门，屋子不大，就一间，里面隔出了洗澡间和厕所，外面只摆了一张床、一张木桌、一个塑料衣柜。窗台上搁著一只搪瓷杯，里面插著两支塑料花。 这也太信任我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心里都有些不自在。我自认是个正人君子，当时站在门口还推辞了一回，说要不我去外面找个旅馆。 她白我一眼，说：“有那个钱不如留著吃饭，这时候装什么斯文。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” 她是哪里人，我就不说了。你们猜去吧。 最后，我还是在她的出租屋住下了。 当晚，我们就算……见面了？刚见面就直接住一起？ 我洗去风尘出来，她已经靠在床上躺好了，贴著墙那一边，给我留出了大半张床。我磨蹭了好一会儿，把毛巾搭在椅背上晾好，又把自己的包往角落里挪了挪，实在没什么可磨蹭的了，也只能上去了。 那一夜，我比我想像中要安分得多。 屋里就一张床。灯一关，整个空间安静得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。窗外的路灯透进来薄薄一层光，能隱约看见她侧脸的轮廓。心跳得砰砰的，明明一路盼著见面，真挨得这么近了，反倒手足无措。我刻意往床边挪了挪，儘量拉开距离，肩膀几乎悬在床沿外面，心里反覆提醒自己——不能趁人之危，不能辜负她这份信任。 她倒是大大方方，一点不见外，像是早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。聊起天来也没什么顾忌，从以前写信没好意思说出口的小事，到生活里的鸡毛蒜皮，絮絮叨叨说了很久。她讲刚来深圳那年被查暂住证的事，讲厂里哪个拉长脾气坏，讲夜市那家炒米粉最好吃，声音轻轻软软的，在黑暗里听著格外近。 我听著她的声音，在昏暗里看著她模糊的轮廓，心里那点欢喜，一点一点往上漫。甜是真甜，慌也是真慌。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还挤一张床，换別人说不定早就乱了分寸，可我们俩，就这么安安静静躺著聊天。 也不知道聊到几点。她说到第几句我开始听不清了，只记得她声音越来越轻，最后慢慢没了动静，应该是睡著了。 我却睁著眼，半天没睡著。 心里翻来覆去想：这算什么？笔友见面？还是……我们真就这么稀里糊涂，一夜之间，变成了同居关係？ 窗外的夜色一点点淡下去，我心里却亮堂堂的，满是不真实的庆幸。天知道，我这是修来的什么福气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晃醒的。 一睁眼，身边空荡荡的，被窝还带著一点余温，人已经不在了。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在四川老家，也不是在旅馆，是在她的出租屋里。昨晚的一切还像做梦一样。我坐起身，屋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窗外传来远处街道隱约的声响，楼下有人推著早餐车经过，軲轆碾过路面咯吱咯吱的。 刚下床，就看见窗台上放著一份早饭——两个包子，一杯豆浆，还拿塑胶袋裹著保温。旁边压著一张纸条，字跡清秀，一看就是她写的。 我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写著： “我上班去啦，早饭给你放窗台上了。你今天好好休息一天，別的不用多想。对了，不许再说『笔友见面』那种话，生分。” 我看著纸条，先是心里一暖，又忍不住笑出了声。 这姑娘，人都走了，还不忘特意纠正我一句。 屋里还是昨晚的样子，小小的一间，却因为她留下的痕跡——桌上那半瓶面霜、墙上贴的明星掛历、门后掛著的碎花围裙——显得格外踏实。我坐在床边，吃著她留的早饭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却又甜丝丝的。 明明才刚认识一天不到，可这种被人惦记、被人安排妥当的感觉，却让我觉得，好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。 那是1995年夏天。新的环境，新的一天。 用过早饭，我就出去溜达，想自己找一份工作来干。可这时的深圳，没人介绍，还没有暂住证，我跑了整整一个白天，进一家问一家，人家要么摆手说不要，要么直接让我出去。没人介绍，没有暂住证，在这座城市里就像没有身份的人。 我只好回去白泥坑的出租屋里，没事做，就修好过一盏檯灯。 是谁的檯灯？不记得了。可能是她的，可能是隔壁工友的，可能是前租客留下的。开关接触不良，我把它拆开，把铜片掰了掰，装回去。亮了。 掰它的时候，手指上的茧蹭过金属表面的触感。装回去拧螺丝时，螺丝刀在掌心硌出一个小坑。 第二天，照著她指的路，我去办了暂住证。 她也说慢慢帮我找工作，最好是在她们厂——富强眼镜厂，跟后来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香港明星办的厂子同名，在白泥坑这一片算是顶正规的。 我说，没事，慢慢来，我有生活费。实在不行，我先擦皮鞋去。 她租住的小房间里，还留著一个前租客丟下的皮鞋箱，打开一看，刷子、鞋油、抹布一应俱全。 这个我真会。 我真真的擦了几天皮鞋。就在村口牌楼底下支了个摊，生意还不错。街上擦皮鞋的人真没几个，有，也是和我一样暂时没找到工作的人在干。大家碰面，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6月26號，她们厂招工了。 本来，她特意警告过我，千万別说是四川来的，人家厂里不招四川人。还给了我一张別人的身份证，说已经跟招工的人打好招呼了，肯定能进，但分到哪个车间不知道。 结果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一紧张，面试时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。 招工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身份证，愣了半天。我的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，心想完了完了，这下回去怎么跟她交代。 但那人终究还是摆摆手，让我进去了。 只不过，这件事后来被她笑了好久。每次提起来都学我当时的表情，说没见过这么憨的人。 小爷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！我嘴硬。 白泥坑村，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关外工业村。一到下班，厂门口就是整条夜市街，大排档、炒粉、麻辣烫、滷味、水果摊挤得满满当当。路边全是录像厅、桌球室、溜冰场，港台流行歌从音箱里炸出来，打工仔打工妹们挤在里头，花几块钱就能消磨一个晚上。出租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很多情侣、老乡合租，房租便宜。就是治安一般，晚上出门得结伴，钱包手机都得攥紧。 周边全是工厂，一到下班时间，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出来，工衣的顏色各不一样，灰的蓝的绿的，匯成一条河，一眼望不到头。 在白泥坑这一片，一提“富强”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打工的，都知道是那家眼镜厂。比起周边那些小作坊，这里算正规的，有厂牌、有工衣，工资发得也还算准时。就是人来人往流动性大，一批批年轻人进来，干几个月又走。厂里大多是湖南、四川、江西、贵州、广西来的姑娘，在这里打工、攒钱、谈恋爱、成家。 而我，一个从四川过来的后生，就这么误打误撞，进了富强厂，也闯进了她的人生里。 眼镜厂的青春奇遇 推开二车间的门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满屋子年轻姑娘，嘰嘰喳喳的话音、清亮的笑声，裹著机器低低的嗡鸣，一股脑將我裹住。她们正值最好的年纪，最大的不过二十，眉眼利落，透著打工磨出来的成熟；最小的才十七，稚气未脱，眼尾弯弯，眼里亮著未经世事的光。那一刻，我像株不起眼的野草，一头扎进了满园盛放的花里，手足无措是真，欢喜也是真。 后来我才晓得，我是建厂以来，这个车间唯一的男工。至今我也想不明白招工的心思——或许是看中男生手脚麻利，或许是刚好缺人，又或许，是她私下求了人？没有退路，也没得选，我便在这女儿国般的车间，扎下了根。 她也在这儿，只是不同组，专焊眼镜中梁。我还记得刚进厂那几天，耳边全是姑娘们的窃窃私语：“这就是她男朋友？”我心头一紧，还以为我们的关係被人戳破了，后来才懂，那是她们打趣的话。像我这样孤身闯进来的男工，若不被早早“定了名分”，怕是早被这群热情的姑娘围得没了分寸。 我进的厂，叫富强眼镜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港资，1993年建厂，扎根在龙岗平湖的白坭坑村。此地因土含白陶土、环山低洼成坑得名，九十年代大伙都简写成“白泥坑”，村口大理石牌楼，还曾错刻成“白银坑”。九十年代初，这里还属宝安县平湖镇，1993年龙岗设区，才划了过去。 八十年代末，白泥坑承接香港產业转移，荔枝园、菜地、砖厂一夜之间，变成了深圳关外最热闹的打工聚集地。我进厂那年，全村已有近两百家工厂，外来打工者峰值超十万人，本地原住民不过几百人。港华鸿记、明辉製品是两大龙头，单厂员工就超两万；我们富强厂规模稍小，在白泥坑也算得上名號。周边厂子五花八门，电子、塑胶、五金、玩具、雨衣，全做出口代工，货经香港发往欧美。 厂区进门两栋厂房，左栋中档车间，右栋高档车间，都是四层，米黄瓷砖外墙，铁框玻璃窗，外置铁製消防梯，锈跡斑斑，透著年代感。 二车间在左栋二楼。一楼全是男工，专做镜圈；对面一楼是打磨车间，机器轰鸣震得楼板发颤，也清一色男工，只零星几个大龄女工。那里粉尘漫天，三伏天工人也得捂紧口罩，不然久了，准得落下尘肺的病根。对面二楼是高档眼镜一车间，只有技术拔尖的女工才能进。我初来乍到，只能待在二车间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觉得万幸。三楼四楼，是厂里的办公区。 厂房旁是四层男工宿舍，下两层住男工，三层住女工，顶楼是夫妻房；对面是五层女工宿舍。男宿边是食堂和洗衣房，女宿后靠院墙，是男女露天澡堂，一堵矮墙隔开，女工那边宽敞，男工这边狭小——厂里七成都是女工，一眼便知。水泥墙皮斑驳，澡堂搭著铁皮顶，矮墙爬满铁锈。高墙外是临河小路，河对岸，是本地村民最多两层的自建房。 刚上岗，我负责焊眼镜铰链，就是连接镜框与镜腿的轴承。这活技术不算高，车间里最难的，是焊中梁、做鼻桥。可对我而言，这点活不值一提。我职高学的是电器维修，早年自己组装过收音机、录音机、电视机，动手能力早就练得炉火纯青。 我在流水线上焊铰链。烙铁点下去，松香冒烟，焊锡化开，一个点焊好了，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 只用一天，我就彻底上手，活计做得丝毫不输干了一个月的老员工。 我一直借住在她租的房子里，总觉得不妥。厂里一有空床位，我立刻搬了进去。这时我才知道，那间出租屋，是她专门为我租的。我搬去宿舍，她只能退了房，重新挤回女工宿舍。这事传开，车间姑娘们都笑话她，说她守了这么久，终究没能留住我。 我心里又暖又涩。我岂是那种不懂分寸、不负责任的人？ 凭著自小和女孩相处的分寸感，再加上肯吃苦、手艺快，我很快在车间站稳了脚。管二车间的女主管，对我格外看重。同期进厂的人，三个月才转正，我只用了一个月；短短两个月，我就升成了师傅。车间里所有工序，我样样精通；所有机器出了故障，不用等维修工，我抬手就能修好。 薪资也一路水涨船高。试用期一天十五块，八小时正班加两小时加班；转正后底薪加计件，一天能挣三十到五十块；当了师傅，日薪直接涨到五十到八十块。主管日薪一百到一百二，经理一百二到一百五。你难以想像，我父亲在老家医院上班，一个月工资才五百多，我一天的收入，快赶上他一周的工钱。 那个年代，深圳工厂的薪资，对內地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。1998年特区外最低工资才三百三一个月，我们厂包吃包住，普工底薪加加班就能拿四五百，熟练工月入上千是常事。车间里的女工，发了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，自己只留几十块零花。每到发薪日，厂门口挤满邮局的人，挨个帮打工者填匯款单，队伍能排出去半条街。 升了师傅，活轻鬆了，收入也稳了。车间姑娘多，总有生理期疼得脸色发白、眉头紧锁的。我记著父亲教的中医常识，本想给她们冲杯姜红糖水，叮嘱几句避凉休息，却被她们误会了心思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让女友拎著满满一大壶薑糖水，分给大伙，这才打消了閒话。 后来，我先手把手教她用艾条——点燃后隔空熏小腹、后腰，全程不碰她的肌肤。按摩穴位也是，我只口述教她按合谷、三阴交、关元，再让她去教车间的姑娘。即便是对她，我也始终守著分寸，只动口，不动手。 可偏偏，这事惹得她生了气，红著眼挺著胸问我：“咋滴，这你都不敢碰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” 我百口莫辩。我成了车间的香餑餑，反倒让她没了安全感。 对面二楼高档车间的一车间女主管，专程过来挖人，要调我过去。可二车间的女主管死活不肯放人：“我们好不容易招到一个男工，凭什么让给你们？放走他，这群姑娘不得跟我闹翻天？” 这事最后闹到了经理那里。经理问我的想法，我只说了一句：我要和我女朋友在一个车间。 一场爭执，就此平息。 车间实行两班倒，早八到晚八，晚八到早八，半个月换一次班。加班是家常便饭，赶货期连班、连轴转，周末几乎没得休息。车间噪音刺耳，拋光的粉尘、焊锡的刺鼻气味混在一起，大半工人都戴著口罩。厂里管得严，港籍管理加本地主管，迟到、做坏货，轻则扣钱，重则挨骂，没人敢懈怠。 可一出厂门，就是另一个烟火人间。 白泥坑的夜市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热闹的光景。一下班，人流像潮水般涌出厂门，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。厂门口一条街全是吃食，大排档、炒粉、麻辣烫、滷味、水果摊，香气扑鼻。两块钱一份热炒粉，三块钱一碗加蛋肠粉，就能填饱肚子。路边挤满录像厅、网吧、桌球室、溜冰场，是我们唯一的消遣。五毛钱一局桌球，一块钱一场录像，两块钱溜冰能玩一整晚，廉价又尽兴。 打长途要去ip公话超市，队伍排得老长。我每次都和她加完班去，专挑晚上八九点人最多的时候。排队时听著四面八方的家乡话，四川的、湖南的、江西的、河南的……乡音绕耳，想家的滋味，就淡了许多。 周边出租屋密密麻麻，情侣、老乡搭伙合租，房租便宜得很，一间铁皮单间，月租一百五到三百块，没有独立卫浴。街巷狭窄逼仄，油烟味、机油味混在一起，夜里烧烤摊的浓烟飘进巷子，呛人，却又勾著人的胃口。 治安不算好。关外管控鬆散，偷窃、抢劫时有发生。老工人总叮嘱新人：夜里结伴走，钱包手机攥紧，別单独走暗巷。我搬进宿舍后，夜里极少单独出门，要出去，必定喊上她和她的室友同行。 九十年代的白泥坑，没有光鲜，只有谋生。机器轰鸣里藏著青春，烟火市井中裹著乡愁，而我在这片人海里，守著她，也守著那个年纪里笨拙的真心。 风过二线关 进了车间，总算稳稳噹噹做下来了，也就意味著我能挣钱了。我这人从小家里条件一般，没什么钱，但对花钱向来不吝嗇，该用就用，该花就花。 请她——好吧，以后就叫女朋友——吃好吃的、看电影、溜冰、唱卡拉ok。我前面也说过，我语言天赋还算不错，靠著从书店买的一本普通话与粤语对照手册，一个月时间就能流利地跟广东人交流了。那会儿我还在想，在温州的时候，怎么就没见著这种手册呢。 粤语歌我也唱得不错。厂里有个保安，总爱拉著我比唱歌，可我从不跟他爭。贏了又能怎么样呢。他一抢过麦克风开唱，我就站在旁边给他鼓掌喝彩。说实话，他唱得確实比我好，就是没我长得精神。女孩子们也只是淡淡地为他鼓几下掌。慢慢地，他也就不再找我比了。 而我和女朋友的关係，一直不温不火。我也说不清缘由，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。但出於道义和责任，我始终以她男朋友的身份陪在她身边，对她是真心实意地好。 可她总觉得，关係如果不再进一步，心里就不牢靠、不踏实。她想帮我洗换下来的衣物，我没让。这些小事我自己完全能做，再说她上班也累，我不想再让她为我辛苦。 只是她们那边的传统观念里，男女关係要么靠这些日常照料来维繫，要么就得靠更进一步的方式定下来。可后者我更怕。我还小，她也还小，也就比我小几个月而已。 我这人平时看著嘴甜口花花，爱说些活络话哄人开心，可骨子里对待感情，却执拗得有些传统。在我心里，清清楚楚地刻著一句话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就是耍流氓。所以我一直逼著自己，多看看她的好，多记著她的温柔——其实根本不用刻意去寻，她本就是个好姑娘，待人真诚，心思细腻，连我隨口说的喜好都记在心里。可我心里总有个坎儿，说不清道不明。更让我无奈的是，她太没有安全感了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感，像一层薄霜，裹著她，也缠得我喘不过气。 她总怕我哪天就变了心，怕我唱歌受人夸、长相惹眼，身边围的女孩子多了，心思就不在她身上了。那些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目光，在她眼里，全是会抢走我的隱患。我也试著跟她解释，说我这人看著热闹，心里却比谁都拎得清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可那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像落在棉花上，终究没能焐热她心底的不安。她想要的，是一份能死死攥在手里的踏实，是看得见、摸得著的承诺。可我那时候太年轻，心里装著责任与道义，装著对未来的懵懂，却唯独没做好把一辈子都拴在一个人身上的准备。 我能做的，只有一如既往地对她好，陪她去吃街角的小吃，陪她逛拥挤的夜市，在厂里护著她，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可我渐渐发现，我对她越好，她反而越慌，好像这份好太不真实，隨时都会消失。有时候我看著她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又酸又涩。明明我抱著最认真的心意，明明我们都没有做错什么，却总像隔著一层看不见的薄纱，近在咫尺，又远在天涯。 为了让她安心，我特意在跟家里通电话的时候，当著她的面，跟父母好好介绍了她，还大大方方说，我刚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和她住在一起了。就这么一件事，把她哄得踏踏实实，开开心心地乐了整整一个月。 我还特意让父母赶紧为我办边防证，好能带她进sz市里去玩。 九十年代的深圳，每天都有上万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来。可没有那张巴掌大的“深圳边境管理区通行证”，再大的雄心壮志，也只能被死死卡在布吉检查站外面。现在的人很难想像，当年想去深圳谋生，比现在出国旅游还要难。关內是璀璨的灯火，关外是密密麻麻的打工人。去公明、宝安玩一玩还行，想进市区看场球赛，看看世界之窗，別的都可以不带，边防证必须揣好。 那时候办边防证不容易，不少人熬夜排队、托关係、找熟人，就为办一张有效期一年的证。要是碰上武警查证，证件一不对，当场就得打道回府。还有人为了偷偷进关內，摸黑爬山钻树林，被抓住还要挨一顿训。我那时候刚稳定下来，心里也痒痒，总想著进关內看看真正的深圳是什么样子。 边防证还没寄到，颱风先来了。 1995年8月底，我在深圳经歷的第一场颱风，叫“肯特”。 那几天厂里早早就传开了，说有个强颱风正衝著珠江口来。车间里年纪大些的工友说起前几年的颱风，讲得绘声绘色，铁皮房顶被掀飞、树拦腰折断，听得那些刚来深圳的小姑娘脸都白了。主管提前下了通知，颱风天全厂停工，所有人待在宿舍不准外出，食堂提前备好两天的菜。 8月31號下午，天色就开始不对了。闷了一整个白天的热气忽然散了，风一阵一阵地刮起来，厂区里那几棵小叶榕被吹得枝叶乱舞，铁皮棚顶哗哗响。远处的天边压过来一层灰黑色的云，厚得像是要塌下来。 傍晚风势陡然加大。我站在男宿走廊上往外看，白泥坑街上已经没人了，白天还摆得满满当当的夜市摊子全收了，塑料凳、摺叠桌被风颳得到处滚。风灌进楼道里呜呜响，像有人在哭。 天黑透以后，风更猛了，雨横著打过来，窗户玻璃砰砰砰震个不停，像隨时都要碎掉。 停电了。整个白泥坑一片漆黑，只有偶尔劈过夜空的闪电把天地照得惨白。 我放心不下她，摸黑跑去了女工宿舍。 女舍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。风从窗缝门缝里灌进来，呼啦啦地响，楼上楼下全是惊叫声，有人喊窗关不上了，有人缩在床角不敢动。宿管阿姨拿著手电筒挨个房间喊话，声音被风撕得断断续续，根本听不清。 她缩在下铺角落里，抱著膝盖，眼睛直直望著门口。看见我的一瞬间，她眼圈就红了。 我走进去，在她床边坐下来。说也奇怪，我坐下没一会儿，宿舍里的动静就慢慢小了。大概是这屋里就我一个男的，她们觉得有个男人在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几个缩在被子里的小姑娘探出头来，借著闪电的光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她，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，惹得旁边的人轻轻笑了一声。那点笑，像在黑沉沉的风雨夜里划亮了一根火柴。 风还在外面吼，可屋里那股子惊慌劲儿，慢慢就散了。有人摸黑翻出半包瓜子，几个人分著嗑；有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说老家的颱风才叫大，说深圳这不算什么。她也不再缩著了，靠著我的肩膀，跟旁边的女工说起话来，偶尔还笑一下，声音轻轻软软的。 最后，我们就这么並排拥抱著躺在下铺，听著风声雨声，听著女孩子们嘰嘰喳喳的说话声，捱过了那一夜。后来她靠著我肩膀睡著了，眉头还是微微皱著，手攥著我的衣角，攥了一整夜都没鬆开。 天蒙蒙亮的时候风小了些，雨还淅淅沥沥下著。我站起身，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了我一下，我说你再睡会儿。她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鬆开了攥了一夜的衣角。 我推开门走出去，天已经亮了。颱风过后的白泥坑满地狼藉，断树枝、铁皮片、碎玻璃渣子到处都是。空气里有一股雨水洗过的清气，凉丝丝的，吸进肺里很舒服。 那场颱风把很多东西都刮跑了，也把什么东西，悄悄刮到了我们中间。 【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追书就上 101 看书网，101??????.??????超讚 】 第二天再碰面，她看著我，我也看著她，谁都没提那晚的事。只是她看我的眼神，跟从前有点不一样了——更安静，更沉，像是什么东西在那场风雨里悄悄定了下来。 坐反的车 颱风过后没几天，家里寄来的边防证终於到了。 信封被雨水浸得有点发皱，我拆开时手指莫名有点发抖。那张薄薄的纸片盖著鲜红的章，摸上去糙糙的，却比什么都金贵。我攥在手心，汗都浸出一圈印子，心里一阵亮堂，当天八点一上班就赶紧拉著她去找主管请假，说要带她进sz市里转转。她倒是一点不意外，笑著从工服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晃了晃，说她早就办好了，一直带在身上，就等我这张证呢。 说走就走。 我们赶到布吉检查站，队伍排得老长，太阳晒得后颈发烫，人挤著人，汗味、烟味、塑料水壶的味道混在一起。硬生生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挪到岗亭前。过关的时候，武警戴著白手套，低头扫了眼证，又抬眼打量了我们俩一眼，没多问，挥挥手放行了。 那一刻真有点激动，像是终於一脚跨进了传说里的深圳。 坐上进城的中巴，车窗摇到一半，风灌进来带著尾气和尘土。再转市內公交，我看著窗外一栋栋从没见过的高楼，心里乱糟糟的，满脑子都是以后、將来、责任、年纪，越想越沉，浑浑噩噩的，竟然犯了个平时绝不可能犯的错——车坐反了。 等反应过来，窗外的高楼早就没了踪影，路越走越偏，房子越来越矮，田土多了起来，风景从繁华一点点退成荒凉。车上人稀稀拉拉，售票员用粤语喊著站名，声音从耳边滑过去，一个字都没往心里去。 我们俩对视一眼，谁也没怪谁，就默默起身，在下一站下车，又等车坐回起点。 折腾一圈，大半天过去了，兴致也散得差不多了，索性不进城了，直接从布吉坐车回了白泥坑。 那天下午，我们没回厂区，就在坑边一条废弃的铁路上晃悠。 碎石子硌著鞋底，铁轨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，两条铁轨平行延伸，一眼望不到头，锈跡顺著纹路爬满整条钢轨。我踩著一条，她踩著另一条，两个人都走得跌跌撞撞，像踩在钢丝上，时不时要伸手扶一下对方，又很快鬆开。 走著走著我就忽然想，我们俩大概就跟这两条铁轨一样，挨得再近，也永远不会相交。 风从远处吹过来，带著稻田的湿气。我没说。她也没说。 就这么沉默著，走了一下午。 日子又回到车间，机器轰隆不停，流水线上的铰链一件接一件往前送。那层没说破的东西，谁也没再去碰它。我们还是一起吃饭，一起下班，偶尔也去村口看场电影，只是话比从前少了一些。有时候走著走著，就只剩脚步声。 直到有天傍晚下班，她刚走出车间就晃了一下，脸色白得嚇人，一摸额头，烧得厉害，浑身发软站不住。我二话不说蹲下身，让她趴上来，背著她就往村里的医务室跑。土路坑坑洼洼，她的手勒著肩膀，我走得很急，胸口喘得厉害。她趴在我背上，软乎乎的，迷迷糊糊的，嘴里反反覆覆小声念： “別离开我……別离开我……” 我心口一紧，像被什么攥了一下，却什么承诺都说不出口，只能一遍遍地应： “我在，我在呢。” 医务室就一间小平房，医生给打了针，输了液，又开了几片白色的小药。我扶她回宿舍，给她打了热水，看著她躺下，又在床边坐了很久，直到宿舍灯熄了才悄悄离开。 等她病好了，整个人清瘦了一圈，下巴尖了些，眼神却亮得异常平静，像颱风过后的天，乾净，也凉。 但有些东西，反倒鬆快了下来。 她眉眼舒展开来，话也比从前多了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少了之前那股紧绷和不安。坦然接受著我的照顾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小心翼翼。我们之间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说不清。 直到平安夜那天，车间里休息，几个女工友凑在一起说笑，有人打趣她，问她今晚我会带她去哪儿，是不是要偷偷约会。 她捧著搪瓷缸，大大方方、轻轻鬆鬆地说了一句： “我跟他，早分了。”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没有委屈，没有遮掩，也没有半点难堪。 周围人鬨笑一阵，也就过去了。 可到了晚上，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，挽著手去村口看了场电影。黑暗里人影攒动，荧幕亮著光，谁也没提白天那句话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十八岁的感情，没吵架，没狗血，没谁对不起谁。 就像坐反的那趟车，像两条平行的铁轨，明明一起出发，却终究走不到一块儿。 风一吹，就散了。 工厂里的隱秘与无奈 我和她体体面面地分了手。没吵，没闹，没纠缠。像秋天的叶子落下来，悄没声的，就只在心里剩下一小块空落落的凉。 那时候我以为，日子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没什么可盼的，也没什么好怨的，就在厂里安安稳稳地熬，挣一份工钱，把心里那块空慢慢填起来，也就过去了。 只是我心里始终记著一份情，当初她不顾一切为我租房、为我打点进厂，这份恩，我一直没还完。我认了一个死理：只要她不离开这个厂，我就不离开。人来人往，流水线上的面孔换了一轮又一轮，我们俩始终守在这儿。她做事利落心细，没多久就升了组长，管著一条线的姑娘们；我依旧是车间里的师傅，手艺熟稔，机器故障抬手就修，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。 名分没了，情分却半点没减。我们依旧互相依靠，下了班一起去夜市吃好吃的，炒粉、滷味、糖水，一碗一碗吃得踏实；周末不加班，就一起去溜冰场转圈，去村口录像厅看港片，在街上慢悠悠閒逛，不说过往，不问將来，自在又安稳。 厂子是口闷著热气的铁皮罐子。人挤著人，汗味、机油味、塑料烧过的味，混成一团黏稠的东西，贴在衣服上，钻进鼻子里，日子久了，连洗都洗不掉。每天就是打卡，上工，下工，熬完一天拿一天的钱。平平安安的，浑浑噩噩的，连难过都显得多余——你哪有工夫难过呢，流水线不停，你的手就不能停。 我们像两条平行的铁轨，不远不近，各自安稳。车间新人看我们走得亲近，偶尔打趣，我们也不辩解，只是笑笑。主管才二十七八岁，年纪不大，却在厂里摸爬滚打多年，看得通透，偶尔瞥我们两眼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嘆气——她见多了厂里的悲欢离合，也懂我们这份互相托底、不言不语的分寸。 一车间那姑娘上吊的事，来得猝不及防。 早上打卡上去的人，一眼就看见灯架上吊著的身影，人当场就僵住了。然后车间炸了锅。哭的，喊的，脚步乱糟糟踩成一片。但厂里压得很快。不准议论，不准往外说，好像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。我们也就跟著歇了一天工——算不上抗议，也算不上缅怀，顶多是给那姑娘凑个热闹，也给自己紧绷绷的神经鬆一口气。 没几天，流水线就又准时转起来了。机器的声音盖过一切，轰隆隆的，震得人耳根发麻。她怎么死的，为了什么死的，没人真去刨根问底，也没人敢。就像地上扫走的一小团线头，轻飘飘就没了。好像她从来没在这个挤挤挨挨的车间里站过。 我本来以为，这厂里的日子，顶多就是累一点，苦一点，熬一熬总能过去的。再难也难不过分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。 直到那个香港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。 他坐在那张宽大的桌子后面，衬衫笔挺，说话夹著半生不熟的普通话。语气是轻的，像在说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他说他看上了车间里一个姑娘，让我去探探口风，问她愿不愿意没名没分地跟他一年。他还特意加了句，“不强求”。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。说不清是噁心，还是震惊，还是某种说不出口的好奇——好奇这光鲜体面的香港经理背后怎么是这么副嘴脸，也好奇那些跟我一样，在这举目无亲的深圳熬日子的姑娘们，在活路和脸面之间，会选哪一头。 我鬼使神差地去了。 那姑娘站在车间角落里。眉眼软得很，眼角弯弯的，天生带著点怯。皮肤是那种还没被车间烟火气熏透的白净，小小的脸，鼻尖有一点红。看著像棵刚冒出来的芽，嫩得风大一点就要折。明明是个可人疼的模样，眼底却一点光亮都没有。 她低著头，手指绞著洗得发白的工服衣角，绞得紧紧的。脸白得几乎透明。 没哭，没闹，也没问为什么。 沉默了半晌，她慢慢抬起头来。眼睛里空空的，蒙著一层湿雾。嘴唇动了动，轻轻说了句“同意”。 没有挣扎。没有犹豫。平静得像应下一件再寻常不过的活计。 我没多问。也没资格多问。我们这些在底层熬著的人，连自己的日子都做不了主，哪来的资格去评判別人选哪条路。 转头我就把话回了经理。没多久，他那辆黑色小轿车就稳稳停在了厂门口。司机下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冲那姑娘示意了一下。 路灯的光从车窗照进来，在她膝盖上一明一灭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。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腹有焊锡烫过的小疤。光一明一灭，她的手一动不动。 101看书 101 看书网体验佳，101??????.??????超讚 全手打无错站 我站在车间门口，看著那辆黑车慢慢开远。车屁股扬起来的灰，混著厂子里刺鼻的废气，慢慢散在空气里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 心里的空，比分手那会儿还大。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有一点无奈，有一点凉，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麻。原来这世界从来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平平淡淡。只是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，被闷在这口铁皮罐子里，以为活著就是干活、吃饭、睡觉，就是熬。 那些轻飘飘就没了的人命。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。那些由不得自己的点头。都藏在流水线的缝隙里，藏在香港经理轻飘飘的话里，藏在姑娘们绞紧的衣角里，也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木的眼神里。 从那以后，我再看这厂子，看身边来来去去的工友，总觉得隔著一点什么。 从前以为的平淡日子底下，原来全是看不见的烂泥，全是踩进去就拔不出来的身不由己。我和她之间那份安稳的依靠，不过是这摊浑水里一点转瞬即逝的微光罢了。而真正藏在铁皮罐子底下的暗涌，一直都翻著，安安静静地，一点一点把我们那点念想和脸面都吞进去。 连个声响都没有。 铁皮罐里的微光 日子像流水线一样，不停歇地滚著。转眼就过了年，厂门口的对联褪了色，被风吹得卷了边，没人去换，也没人在意。这地方，从来都是人来人往，像被风吹动的沙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没谁能真正扎下根来。 年前就有几个工友走了。张姐是四川的，攒够了钱，回家嫁给了邻村的男人，走的那天背著个旧背包，脸上带著点麻木的笑，说“再也不用熬这破流水线了”；小李才十八岁，嫌厂里工资低，听说去了別的电子厂，说那边管得松，还能多挣点；还有个老吴，干了五年，手指被机器夹伤了，厂里给了点补偿金，就悄无声息地回了老家，临走前连句告別都没说，就像车间里被扫走的那团线头，轻飘飘就没了踪影。 年后一开工，又涌进来一批新工人。大多是十八九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眼神里带著点对城市的好奇，又藏著几分怯生生的惶恐，像一群刚被放进陌生笼子里的鸟。他们穿著崭新的工服，跟著老员工学操作，手脚笨拙，常常被主管骂得低著头，不敢吭声。车间里的汗味、机油味，又混进了新的气息，依旧黏稠，依旧洗不掉。 厂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有我、主管，还有她，算是守在这里的老人了。 我打定主意守著她，她不走，我便不走。她已是车间组长，行事沉稳周全；我依旧是手艺过硬的师傅，两人彼此照应，分寸得当，在这人来人往的厂子里，成了最安稳的陪伴。车间新人看我们亲近，偶尔打趣，我们只一笑置之，不多言语。主管不过二十七八岁，阅尽厂里人情冷暖，看在眼里，从不多说，只偶尔轻嘆一声。 新进来的工人里，有个女孩子，长得极好。不是那种刻意打扮的好看，是那种清清爽爽的，眉眼乾净，皮肤白得像没被烟火气熏过，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有两个小小的梨涡，像山涧里的泉水，乾净又透亮。她被分到了我们车间，和我在一条流水线的另一端，每天上工、下工，抬头就能看见她，脚步轻快，眼神里带著点不服输的韧劲，和上次那个眉眼发软、眼底无光的姑娘，截然不同。 她来厂里还没半个月，那个香港经理就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。 还是那张宽大的桌子，还是那件笔挺的衬衫，他说话依旧夹著半生不熟的普通话，语气轻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他说，他看上了我们车间那个长得好看的姑娘，让我再去探探口风，问她愿不愿意没名没分地跟他一年，依旧加了那句“不强求”。 我站在原地，心里比上次更沉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说不清是噁心，还是麻木，又或是一种更深的无力。我不知道他是腻了上一个姑娘，还是本就习惯了这样的方式，把这些底层的姑娘，当成了可以隨意拿捏的物件。我想起了上次那个绞著衣角、平静说“同意”的姑娘，想起了那辆扬长而去的黑色小轿车，想起了心里那片越来越大的空。 我还是去了。脚步沉重，像灌了铅，每一步都觉得煎熬。我甚至在想，我为什么要一次次答应这种事？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帮凶？可我没有选择。在这口铁皮罐子里，我们这些底层的人，连说“不”的资格都没有。 她正在我们车间的流水线旁干活，手指灵活地摆弄著零件，神情专注。听见我叫她，她停下手里的活，转过头来，眼里带著一丝疑惑，脸上还沾著一点细小的灰尘，却丝毫没影响她的好看。 我把经理的话，一字一句，儘量说得平淡，像在传达一个普通的工作指令。说完，我不敢看她的眼睛，低著头，盯著自己洗得发白的工服衣角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紧，和上次那个姑娘的动作，重叠在一起。 沉默了几秒，她没有像上次那个姑娘那样，平静地说“同意”，也没有哭，没有闹。她抬起头，目光直直地看著我，声音不高，却很清晰，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，低声问我：“是你，你会同意吗？” 那一刻，我浑身一僵，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撞进她乾净又锐利的眼神里，那眼神里没有怯懦，没有麻木，只有一丝质问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期待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我没摇头，也没点头。心里乱得像一团麻，羞愧、窘迫、无力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触动，交织在一起，堵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甚至在想，如果地上有一个洞，我一定会钻进去，再也不出来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一次次做这种事？我为什么要把別人的尊严，当成別人交易的筹码？ 见我不说话，她轻轻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著点自嘲，又带著点坚定。她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：“我不同意。” 我愣了一下，心里竟莫名地鬆了一口气，又有一丝愧疚。我点了点头，低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回经理的。”说完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二车间，不敢再看她的眼睛。 我把她的话回了香港经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追问，只是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便让我离开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上次那个姑娘上吊的事，虽然被压了下去，但厂里还是怕再出什么事，毕竟人命关天，真闹大了，谁也担不起责任。所以这一次，他才真的“不强求”。 那个姑娘，就这样留在了我们车间。 （请记住 101 看书网书海量，????????????.??????任你挑 网站，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） 厂里难免有閒言碎语，有人私下里议论她，说她不识好歹，放著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在这流水线上熬；也有人劝她，说经理有钱有势，跟著他，总比在这厂里累死累活强。但她从来不在意，依旧每天按时上工、下工，认真干活，脸上依旧带著淡淡的笑，眼神里的光，从来没有熄灭过。 日子依旧像流水线一样，不停歇地滚著。厂里的人依旧来来去去，旧的人走了，新的人来了，浑浑噩噩，忙忙碌碌。我和她，依旧不远不近相互照应，守著这份安稳。主管依旧每天皱著眉，骂著笨手笨脚的新人，嘆著气。 我以为，这件事，就这样过去了。那个姑娘，会像我们一样，在这口铁皮罐子里，熬著日子，挣一份工钱，直到有一天，也像其他人一样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 直到有一天。 微光 一、拒绝之后 她那句轻飘飘的“我不同意”，像一块冷硬的石头，砸进了车间这潭浑水，悄无声息，却漾开了一圈圈藏不住的涟漪。 流水线依旧轰隆作响，焊锡的焦味混著机油气黏在每个人的衣襟上，可空气里的气氛，终究是不一样了。 没人敢大声议论，却总有人借著递零件、换焊枪的间隙，偷偷往她那边瞟。眼神里有佩服，有惋惜，也有几分看热闹的凉薄。几个私下劝过她的女工，凑在一起咬耳朵，声音压得极低，无非是说她傻、不懂变通，放著轻鬆的活路不走，偏要在流水线上熬断筋骨。 那些话飘进我耳朵里，像细针一样扎人。 我攥著烙铁的手，指节泛白，心里翻涌著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。是我，把经理那番齷齪的话，一字一句转述给了她；是我，做了这场交易里最不堪的传声筒，把一个姑娘的尊严，摆到了旁人的案板上。 我不敢看她。 哪怕她依旧低头干活，手指灵活地摆弄著眼镜铰链，眉眼平静，没有半分委屈与狼狈，我却觉得自己比被当眾羞辱还要难堪。我总觉得，是我欠了她。欠她一句道歉，欠她一份不该被裹挟的清白。 这份愧疚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，让我在车间里抬不起头。修机器的手还是稳的——烙铁点下去，焊点圆润饱满，该亮的灯一个不灭——这是吃饭的本事，不能丟。可出了车间，连平日里带新人的底气，都淡了大半。 她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 她已是车间组长，巡线时路过我身边，脚步顿了顿，没有质问，没有吃醋，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，眼神通透得像一汪清水。她什么都没说，却什么都懂。 午休时，她端著两份糖水坐到我对面，搪瓷碗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语气平淡无波：“別往心里去，她做得对，你也没做错什么。不过是各有各的底线，各有各的活法。” 我抬眼看她，心里酸涩。我和她早已体面分手，可她依旧念著旧情，护著我的体面，从未因我对另一个姑娘的上心，有过半分怨懟与刻薄。她自始至终都是这样，清醒、大度，拎得清轻重，守得住分寸。 “我总觉得，是我害了她。”我低声说。 她笑了笑，舀了一勺糖水递到嘴边，眉眼温和：“她有自己的骨头，不是谁能害的。你呀，別把什么都扛在自己身上。厂里的日子本就难，別再给自己添堵了。” 她甚至看出了我心底那份悄然滋生的、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在意，却没有半分阻拦，只是轻轻推了一把，像成全一段本该发生的缘分，坦荡又体面。 我忽然明白，我和她之间，早已没有了男女之情，只剩一份歷经岁月的托底与恩情。这份情，不会因为任何人而褪色，也不会被任何人替代。 二、二奶村 更新不易，记得分享101看书网 那之后没几天，经理让我跟车去送一趟货。 货是几箱眼镜配件，目的地是隔壁镇的那片住宅区。司机老刘把车停在厂门口，叼著烟，冲我歪了歪头：“走，二奶村。” 那地方我不陌生。白泥坑的人提起那片住宅区，都用这三个字。说是住宅区，其实就是几栋灰扑扑的楼挤在一起，楼间距窄得能听见对面炒菜的声音。住那里的女人大多是香港人包下来的——货柜车司机、小工厂老板、或者像我们经理那样的管理层。她们不用打工，每天就是买菜、做饭、等电话。等那个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来的人。 老刘把车开得很稳。他三十出头，湖南人，来深圳快十年了，什么路都跑过。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菸灰掉在方向盘上也不掸，积了厚厚一层。 车停在一栋楼下，他按了两下喇叭。 楼上窗户推开一扇，探出张女人的脸，三十来岁，烫著捲髮，衝下面喊了声“来了来了”，趿著拖鞋跑下来。老刘把货搬上去，我在下面等著。下来的时候，他手里多了个塑胶袋，里面装著两盒烟、一袋橘子。 “嫂子给的？”我问。 他发动车子，把橘子扔给我一个。“什么嫂子。人家有老公的，在香港开货柜车，一个月来一两回。” 车子拐出巷子，他叼著烟，眯著眼看前面的路，忽然开口了。 “我老婆也在深圳。” 我愣了一下。认识老刘大半年，从没听他提过。 “不在白泥坑，在龙华，一个电子厂。”他弹了弹菸灰，“我们各住各的宿舍，半个月见一回。她厂里的人都不知道她结过婚。” “那你们……” “我们什么？”他笑了一声，菸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亮了一下，“我们是领了证的，正儿八经的夫妻。可她在老家有男人，我也在老家有女人。她那个是家里定的亲，没领证，但摆过酒。我这个也是家里定的亲，也没领证，也摆过酒。” 他顿了顿，把菸头掐灭，扔出窗外。 “后来我们俩跑出来打工，在流水线上认识的。她那个男人在老家种地，我那个女人也在老家种地。他们不出来，我们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领了证，成了夫妻。” “那老家的……” “没断。”他摸出一根新的烟，点上，“断不了。家里有老人，有孩子。她给老家的男人生过一个娃，我也给老家的女人生过一个娃。过年回去，各回各家，该叫爹的叫爹，该叫娘的叫娘。过完年回来，我们还是夫妻。” 车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，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黄黄的光打在柏油路上。他把车开得很慢，烟叼在嘴角，说话的时候菸头一明一灭。 “有时候我也问自己，这算个什么事。两个跑出来的人，在別人的地盘上领了证，在流水线上搭伙过日子。回了老家，她是別人的媳妇，我是別人的男人。可回了深圳，这间出租屋里的锅碗瓢盆，是我们两个人一分一分攒出来的。”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。 “你说我们这叫啥？说难听点，跟那些二奶村里等香港人的女人，有啥区別？区別就是，人家好歹有钱拿。我们俩，是两个人都在泥里，谁也比谁高不了多少。她回老家要面对那个男人，我回老家要面对那个女人。我们谁也没资格嫌弃谁。” 车子拐进白泥坑的村口，他把车停在厂门口，熄了火。他没急著下车，靠在座椅上，看著挡风玻璃外面的夜色。 “小兄弟，”他说，“这地方待久了，人会变的。老家是老家，这里是这里。两个地方，两个活法。你別变得太快就行。也別看不起谁——住二奶村的那些女人，我老婆厂里那些不知道她结过婚的工友，还有我和我老婆，都差不多。都是在找个人，把这日子熬过去。” 我下了车，看著他的车尾灯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手里的橘子还攥著，凉了。 很多年以后我还会想起老刘。想起他说“我们是领了证的，正儿八经的夫妻”时的语气——不是骄傲，也不是心虚，就是一种认了命的平静。他和他的女人，在深圳是一对合法夫妻，在老家是別人的男人和別人的女人。两套身份，两个活法，哪一套都是真的，哪一套都甩不掉。 那晚我躺在宿舍床上，盯著天花板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老刘的话像一根细针，扎在我心里某个自己都不愿意碰的地方。 我想起她。想起我们从笔友变成恋人，想起她在出租屋里给我留的那张纸条——“不许再说『笔友见面』那种话，生分。”想起颱风夜她靠在我肩膀上睡著的样子。想起平安夜她说“我跟他，早分了”时平静的语气。想起她现在依然挽著我的胳膊逛夜市，手指轻轻搭著，像一个习惯，而不是一种攥紧。 我们算什么？ 我们比老刘夫妻乾净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和她之间，早就不剩下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东西了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该放手的也放手了。剩下的那点牵连，不是爱情，是两个异乡人在这铁皮罐子里互相搭过一把手的恩情。这份恩情，不会因为任何人而褪色，也不会被任何人替代。 我把橘子剥开，一瓣一瓣吃了。甜的。老刘的橘子，二奶村的女人给的，一个在老家有男人的女人给的。甜的。 这地方，什么都是乱的。只有甜是真的。 不认 一、慢慢靠近 日子照旧往前滚，流水线不停，铁皮罐子里的烟火气，依旧黏稠又沉闷。 我依旧是那个修机器的师傅。烙铁在我手里稳得很，焊点圆润饱满，从不虚焊；示波器上的波形一跳一跳，我扫一眼就知道哪块板子有病。职高学的电器维修，在温州模具厂摸爬滚打练出的手艺，到了富强厂，全落在了这几台焊机上。拉长们信我，机器出了毛病不找维修科，先找我。我修得快，修得好，不收钱，只收一根烟。有时候连烟都不要。 这份手艺，是我在这座厂里唯一不需要看人脸色的东西。 她依旧是那个埋头干活的女工。我刻意避著她，想偿还那份愧疚，却又忍不住目光追隨，看她在嘈杂的车间里，安安静静地守住自己的一方天地，不卑不亢，不攀不比。 变故发生在一个夜班。 深夜的车间格外安静，只剩机器的低鸣。赶货的压力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，她操作的焊机突然短路，火花四溅，线路烧得焦黑，整条流水线瞬间停摆。拉长急得团团转，维修科的人早下班了，没人敢碰这烫手的机器，怕修坏了挨罚，更怕触电出事。 她站在焊机旁，眉头紧锁，指尖攥得发白，眼里却没有半分慌乱。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走了过去，没有半分犹豫。 “让开，我来。” 我扯开工具包，断电、拆机、排查故障。主板上三个电容鼓了包，一个三极体击穿，变压器初级线圈烧断。这些都是老毛病，我闭著眼睛都能修。从备件盒里翻出同型號的电容和三极体，烙铁点下去，松香冒起一缕青烟，焊点圆润光亮。变压器得重新绕，我蹲在地上绕了十几分钟，漆包线在指尖一圈一圈缠紧。装回去，通电，示波器上的波形稳稳噹噹跳出来。 焊机嗡鸣著恢復了运转。 拉长鬆了一口气，连声道谢。周围的女工也纷纷投来讚许的目光。有人小声说“还是师傅厉害”，有人笑著说“维修科的还不如你”。 我收拾工具，转身要走，她却叫住了我。 灯光落在她脸上，柔和了眉眼。她看著我，语气平静，没有討好，没有感激，只有一句直白的点破：“你不用因为上次的事，觉得欠我。” 我脚步一顿，心口猛地一颤。 原来她都知道。知道我的愧疚，知道我的刻意靠近，知道我所有的小心翼翼，都源於那场不堪的传话。 “我只是……”我张了张嘴，想辩解，却发现无话可说。 “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”她低下头，重新拿起零件，语气清淡，“大家都是异乡人，在厂里討生活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，不是还债。” 那一刻，我忽然清醒了。 我对她的在意，早已不是单纯的愧疚。 是敬佩她在泥沼里不肯弯腰的骨气，是心动於她在浑浊世间守住本心的乾净，是贪恋她身上那股不向生活低头的韧劲。这份心意，无关亏欠，无关补偿，是一个少年，对一个灵魂挺拔的姑娘，最纯粹的动心。 铁皮罐子里的日子依旧灰暗，可她这束光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微光，而是悄悄照进了我心底，慢慢生根，慢慢泡透。酸咸里，藏了一丝回甘。 我们依旧不多话，却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。巡线时的一眼对视，递工具时的指尖轻触，加班时默默放在对方桌角的一杯热水，都成了沉闷日子里，最温柔的慰藉。 二、夜市深谈 那夜厂里停电，难得提前下班。 厂区外的夜市依旧热闹，炒粉的香气、糖水的甜香、录像厅的歌声，混著晚风，吹散了车间里的疲惫。我和她一前一后走出厂门，没有邀约，却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，坐在夜市角落的铁皮屋顶下，远离了人群的喧囂。 脚下是斑驳的水泥地，头顶是昏黄的路灯，晚风掠过，带著南方夏夜的湿热。 她先开了口。 不是讲来歷。来歷这种东西，在车间里待久了，谁都不愿意提。提起来就是穷，就是山里，就是读不起书，就是家里催著嫁人。每个人的来歷都差不多，没什么好讲的。 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閒时看书选 101 看书网，101??????.??????超愜意 】 她讲的是別的事。 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深圳吗？” 我没接话。 “不是因为家里穷。家里都穷。”她望著夜市攒动的人流，语气轻缓，“是因为我不想认命。” 她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著膝盖上的工裤布料。 “我大姐认了。嫁到隔壁村，生了三个娃，三十岁看起来像五十。我二姐也认了。在县城餐馆洗碗，一个月挣两百块，全寄回家给弟弟交学费。她们都认了。都觉得这就是女人该过的日子。” 她转过头看著我，眼睛亮亮的，不是那种温柔的光，是那种不肯灭的光。 “我不认。” 就三个字。没有解释，没有铺垫。 “那个经理的事，”她忽然换了话题，“我不是不怕。我怕得很。他一句话就能让我在这厂里待不下去，一句话也能让我过得比现在轻鬆十倍。我怕的就是这个——怕自己哪天扛不住了，就认了。” 她低下头，声音轻下去。 “我见过太多认了的人了。刚来的时候住一个宿舍的，比我大两岁，长得好看，手也巧。后来跟了个香港司机，不做了。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妹妹，不是我想走这条路，是实在走不动了。我那时候不懂，什么叫走不动了。现在懂了。” 晚风从铁皮屋顶下灌进来，带著炒粉的油烟气。 “走不动了，就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了。”她说，“可我还想再较一阵。能较多久较多久。” 她没讲自己的来歷。没说老家在哪，没说家里几口人，没说那个等她回去嫁人的摩托车修理铺老板。这些她都没说。 但她是谁，我忽然就清楚了。 不是那个在经理面前说“我不同意”的人。那个人是硬的，是冷的，是一块石头砸进水里。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是软的，是热的，是在跟自己较劲的人。她也会怕，也会累，也会在某天夜里忽然觉得自己走不动了。但她还没认。 这就是她。 后来我也讲了自己。讲温州的童工，讲模具厂的村长妹妹，讲为什么跑掉。讲完她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像早就知道我是这样的人。 然后她问：“你打算一辈子待在厂里？” 我愣住了。 她没等我自己琢磨，自己回答了。 “你不是能待一辈子的人。你不是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，看著夜市里来来往往的人。“你跟我一样，是跟自己较劲的人。这种人待不久的。迟早要走。”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用“跟自己较劲”来评价我。 也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待不久。 她依旧和我相处坦荡。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我对那个姑娘的心意，察觉到了我想开始一段新感情的心思。她没有纠缠，没有难过。有一天晚上吃炒粉，她忽然放下筷子，看了我一眼。 “那个姑娘，江西来的对吧？” 我筷子顿了一下。 她笑了笑，是那种很轻很淡的笑，像颱风过后的天，乾净，也凉。“人挺好的。眼睛亮，一看就是有骨头的人。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她低下头，继续吃粉，吃到一半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去吧。我这里，你不用惦记。” “我……” “我说过，我跟他，早分了。”她抬起头，看著我，语气平静，“你以为我说的是谁？” 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看到她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湿意。但她没让那层湿意落下来，只是眨了眨眼，又笑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，把碗里最后几根粉吃完。 “去吧。”她说。 就这两个字。没有责怪，没有委屈，没有“我早就知道”。只是轻轻往后退了半步，把路让出来。成全得乾乾净净，体体面面。 我忽然明白，我这辈子，欠她的不只是当初她为我租房、帮我进厂的恩情。我欠她的，是一个她从没开口要过的结局。而她连这份亏欠，都不让我背太久。 我心里清楚，我想让那个江西姑娘成为那个“以后”；她也心知肚明，看懂了我眼底的心意。她没有拒绝，没有迴避，只等一个合適的时机，等一个安稳的未来。 就在一切慢慢向好的时候，家里的信寄来了。 信上说，母亲重病，臥床不起，盼我速归。 我心头一紧，立刻向厂里请假，准备返乡探亲。 离別前夜，我找到了江西姑娘，也找到了她，郑重告別。 我和江西姑娘站在厂门口的路灯下，夜色温柔。我轻声说：“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辞工。隔壁新厂挖我过去，待遇好，也安稳。我们一起去。” 她点了点头，眼里有光，轻声应下：“好，我等你。我也正好请假回家探亲。回来，我们就走。” 没有海誓山盟，只有一句朴素的约定。两个异乡人，约定好了彼此的前路。 她也收拾了行李，年底了，一年多没回去，她也准备返乡去探亲。她笑著祝我们，语气真诚，没有半分勉强。 路灯下，她和她挽著手走向女宿，我就在那路灯下的光里看著她们走远。 我以为，这只是一场短暂的离別。归来之后，便能兑现约定，奔赴新的生活。 余温 一、归途 回家的路，走得並不顺当。 长途大巴摇摇晃晃，从深圳一路往北。出了广东界，路就开始变窄，柏油路变成了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车轮碾过去，车身顛得像筛糠。车厢里闷热，汗味、烟味、泡麵味搅在一起，熏得人脑仁疼。我靠著车窗，看著窗外一闪而过的农田和山影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 想江西姑娘。 想厂门口路灯下她点头的样子，想她说“好，我等你”时眼里的光。想铁皮屋顶下她问我“你打算一辈子待在厂里”时的眼神——不是质问，是轻轻推了一把。 也想她拍我肩膀时的那份体面，想她说“去吧”时眼底那层没落下来的湿意。 想了一路，想到天黑透了，也没想出个名堂。 车子忽然停了。 不是到站，是堵了。 前面望不到头的车尾灯，红彤彤的一片，像一条僵死的长蛇趴在山路上。司机骂了一句，下车去前面打听，回来的时候脸更黑了，说前面塌方了，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。 车厢里炸了锅。有人骂骂咧咧，有人催司机想办法，有人掏出乾粮开始啃。我没吭声，只是看了看窗外——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黑漆漆的深沟，连个村庄的影子都看不见。 堵了一个多小时，车流纹丝不动。 我憋不住了。 从上车到现在，七八个小时没解过手。膀胱胀得发疼，再憋下去怕是要出事。我跟司机说了一声，跳下车，和一群人往路边走。 黑。真他妈黑。 没有月亮，没有路灯，只有远处车尾灯映过来的一点红光，模模糊糊照出脚下的路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沟边走，心里正琢磨著找个背人的地方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。 “喂！干什么的！” 我们一回头，是个戴红袖章的男人，手里攥著手电筒，光束直直打在我脸上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看模样是维持秩序的。这种堵车的时候，总有人趁乱偷东西、闹事，他们盯得紧。 “解手。”我们挡了一下眼睛。 他拿手电筒往我脸上照了照，大概看我年轻，不像偷鸡摸狗的，语气缓了些，往江边一指：“別在路边，下去，江边有厕所。” 我顺著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正想问他厕所在哪儿，他已经转身走了，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，照著下一辆车去了。 我们只好往江边走。 那是一条窄窄的石梯，从路基边上斜著插下去，通向江边。手电筒的光扫过来的时候我瞄过一眼，大概有二十来级，两边有铁栏杆，看著像是以前什么人修的。年头应该不短了，铁栏杆上的漆早掉光了，露出暗红色的铁锈，摸上去糙拉拉的。 我第一个扶著栏杆往下走。 一步。 两步。 走到大概第十级的时候，脚下忽然一软。 不对。不是软。是空了。 那块石板看著好好的，脚踩上去的瞬间，底下已经完全朽透了，像踩进了一团烂泥里。我整个人猛地往前栽，重心全失，手下意识地去抓栏杆—— 栏杆也断了。 那根铁栏杆看著还是完整的，可根部早就锈穿了，只剩一层铁皮连著。我的手刚搭上去，它就像枯枝一样断了，连声响都没来得及发出。 我整个人往下坠。 那一瞬间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走马灯，没有这辈子经歷过的画面，只有一片空白，和耳边的风声。 我的手在黑暗里乱抓。 不知道抓到了什么，只知道是铁的，凉的，糙的。手指头自己就收紧了，指甲盖抠进铁锈里，虎口硌在什么稜角上，疼得像被刀子割。 我吊住了。 整个人掛在半空中，脚下是空的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只听见下面很远的地方有风声，呜呜的，在乾涸的河道里打著转。 尿意全没了。变成了一身冷汗，从后背渗出来，把衬衣湿透了。 我咬著牙，一点一点往上挪。手臂酸得发抖，虎口疼得钻心，可我不敢鬆手。我不知道下面有多深，不知道底下是石头还是淤泥，只知道鬆了手，可能就再也上不来了。 终於，我的膝盖磕到了石阶的边缘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翻身上了台阶，瘫坐在上面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心臟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两条腿软得像麵条，手还在抖，虎口上全是血印子。 我低头看了一眼。 那根断掉的铁栏杆就躺在旁边的台阶上，断口处锈得发黑，用手一捏就碎成渣。我刚刚踩空的那级台阶，石板下面是空的，黑黢黢的一个洞，风从里面灌进去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 这梯子，不知道多少年没人修过了。 我坐了很久。直到久到腿不再抖了，久到汗水被夜风吹乾了，贴在身上凉颼颼的。后面嚇坏了的人看到远处堵著的车队在动了，有人在按喇叭，一声接一声，催命似的。 后面的人又扯了扯我，后来直接拉我站起来，膝盖还是软的。手扶著旁边另一根栏杆——这根还算结实，使劲摇了摇，没断——一步一步走上台阶，回到路边。 那个戴红袖章的人正好从旁边经过，看了我一眼，手电筒晃了一下，大概看见我手上的血，愣了一下。 我没说话。 他也没问。 车流开始动了。我爬上大巴，坐回自己的座位，把流血的那只手揣进兜里。旁边的人已经睡著了，打著鼾，什么都不知道。 窗外的山还是黑的，路还是坑坑洼洼的。 手还在疼。 疼得让我觉得，活著还挺真的。 后半夜车通了。到老家县城的时候，天已经快亮了。我在车站门口的水龙头下冲了冲手上的血，用井水洗了把脸。水冰凉，激得人一哆嗦。手心里的伤口沾了水，疼得我齜了齜牙，没出声。 回家的路还长著呢。 二、家 回到老家，我才发现，母亲根本没有生病。 她站在门口，围裙上还沾著菜叶，看见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睛就红了。父亲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夹著烟，看见我也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“妈，你不是——” “我不这么说，你能回来？”母亲擦了一把眼睛，声音硬邦邦的，带著点哭腔，又带著点狠，“你知不知道，当兵报名早就开始了？体检就在这几天。你在路上耽搁了这么久，我跟你爸都以为赶不上了。” 我站在院子里，半天没说话。 一路上差点摔死在江边的事，手上的血口子，堵了半宿的车，憋了七八个小时的尿——差点全白受了。 “还愣著干什么？”父亲掐灭菸头，扔在地上踩了一脚，声音沉沉的，“快！跟我走！今天最后一天体检，赶上了就去，赶不上就真黄了。” 我没说话，跟著他往外走。 那天下午去武装部，体检的人排了老长的队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有个医生看了看我手上的伤，问我怎么弄的。我说路上摔了一跤。他没再说什么，低头在表上写了几个字。 当天晚上结果就出来了。体检合格。 母亲给我煮了一碗麵，臥了两个鸡蛋。她看著我手上的伤，问怎么弄的。我说路上摔了一跤，没事。她没再追问，只是把面碗往我面前推了推。 我吃完，放下碗。父亲说，接兵干部还在重庆等著，差最后一批人，得连夜赶过去。 走的时候，我把深圳带回来的那件富强眼镜厂劳保服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那件衣服上还带著富强厂车间里的机油味，洗了好几次也没洗掉。烙铁烫过的那块焦痕还在袖口上，指甲盖大小，硬邦邦的。我在枕头边放了很久，最后没有带走。 我没有给江西姑娘写信。 也没有给她写信。 不知道该写什么。 说“等我”？可我自己都不知道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，凭什么让別人等。 说“对不起”？这三个字太轻了，轻到不如不说。 说“我差点摔死在回家的路上”？可这跟她有什么关係呢。那是我自己的命，差点没了，又捡回来了。跟她说不著。 想来想去，一个字都没写。 我不配记得她们的名字。 连她们的姓，都不配。 三、后来 后来我在xj待了三年。 北疆的风雪很大，大得能把人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都吹散。可有些念头吹不散。熄灯號吹过之后，营房里暗下来，战友们的鼾声此起彼伏，我躺在铺上盯著天花板，那两双眼睛就来了。 一双亮，一双透。轮流出现。有时候我分不清今晚来的是哪一双。分不清就分不清吧。反正都是欠著的。 我没有给她们写信。一封都没写。 不是忘了。是不知道写什么。 她们也没有给我写信。一封都没收到。 不是她们没写，就是我没收到。或者我们都没写。结果都一样。三年，三十六个月，一千多天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只有北疆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沙子打在玻璃上簌簌地响。 到后来，她们的脸我竟然有点记不清了。只剩下眼睛。一双亮，一双透。两双都看著同一个方向——厂门口路灯下，我转身走了，她们站在原地。 她们有没有转身回去？不知道。 但有一件事，我后来想明白了。那天晚上在铁皮屋顶下，她问我“你打算一辈子待在厂里”，不是问我有什么打算。她是用她的方式，轻轻推了我一把。 只是我们都没想到，那一把推出去，再收回来，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。 老刘后来我也没再见过。不知道他和他老婆还在不在深圳，是不是还过著那种半个月见一回、过年各回各家的日子。他说的那句“老家是老家，这里是这里，两个地方，两个活法”，我记了很多年。后来我自己也活成了这样。不是两个家。是两个自己。一个在深圳的车间里修机器，一个在北疆的风雪里站岗。一个欠了她一个约定，一个欠了她一个结局。两个都是真的，哪个都甩不掉。 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那天路上没有堵车，如果我早几天到家，如果体检那天我手上的伤被刷下来——现在坐在这里的，会是另一个我吗？ 不知道。命这个东西，说不清楚。你以为是你的，可能擦肩就过去了。你以为错过了，可能又兜回来了。你以为赶上了，其实就是赶上了。没什么道理可讲。 那三年是空白的。 空白的信纸，空白的等待，空白里只有风声和沙子。那封始终没写的信，一直搁在那儿。信封是空的，信纸是空的，地址是空的。正因为是空的，所以什么都有可能装在里面。装“等我”，装“对不起”，装“你还好吗”，装“我回来了”。装什么都可以。 但什么都没装。 空的就永远是空的。 异乡的铁皮罐子里，那束悄悄照亮我的微光，那场慢慢泡透的心动，那句未曾说出口的喜欢，那个差点摔死在江边的夜晚，那封始终没写的信，那三年的空白，那两个我不配记住名字的姑娘—— 都搁在那儿了。 没泡透的，还搁在那儿。 等过些年再捞吧。 也许不捞了。